落实《条例》靠合力——黑龙江省部分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负责人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落实《条例》靠合力
——黑龙江省部分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负责人访谈录
本报记者　保育钧　王清宪
编者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发布实施，是我国的一件大事。眼下，全国各地正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条例》精神，积极制订贯彻落实《条例》的具体措施。这种状况非常可喜。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好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是企业的事情，也是政府各部门的事情，全社会的事情。为了交流学习、贯彻实施《条例》的情况，今天本报刊登本报记者对黑龙江省部分厂长、经理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访谈录。黑龙江同志的许多认识和做法，可供别的地方的同志参考。
接连10天，记者在黑龙江省走访大中型工业企业，同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座谈讨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落实问题。曾长期被“东北现象”困扰的企业家们，多数人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只有少数失去了计划而未找到市场、历史包袱沉重的企业领导人愁眉不展。无论含笑还是愁眉，他们都认为，《条例》的颁布，给搞活大中型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不过，贯彻落实仍需作极大的努力，尤其需要方方面面的整体配套动作，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黑龙江，这块计划经济成分相当大的老工业基地，正在涌动着一股深化改革的热流。
形成合力需要共识
刘宪文（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条例》颁布后，我们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学习研究了三次，下周还要组织学习。《条例》指明了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方向、目标，放给企业的权力比较充分，规定的企业责任也比较明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当务之急是学习好，领会透。我们这个三万多职工的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干部首先要逐条研究，在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企业三方面关系上多花些功夫，企业才能朝着“四自”的目标前进。
刘颉治（黑龙江化工厂厂长）：我们这些大企业，既嫌“婆婆”干预太多，又离不开“婆婆”、遇到困难还得找“婆婆”，要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得从《条例》中找答案。我们组织厂级班子学习了四遍，职工学习了两遍，还搞了专题辅导，在干部职工中已经引起一定的反响。大家说，《条例》把广大职工的命运与企业前途紧紧拴在一起了，今后要与企业共担风险。
张启民（齐齐哈尔市财政局总会计师）：这些天，我们局领导班子和有关业务部门逐章逐条研究推敲《条例》，感到这个文件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也要用《条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正在清理过去的文件，发现有些规定与《条例》不一致，要根据权限进行修改。《条例》中有些规定还需要具体化，量化。
邵文斌（齐齐哈尔市政府副秘书长、经委主任）：《条例》公布后，市委、市政府发了文件，要求企业和政府部门认真学习。总的看，企业学习研究的兴趣比政府部门大，像市财政局那样严肃认真逐条细推的还不多。我们要有深化改革的紧迫感，不能消极等待。我感到贯彻落实《条例》的54条，要解决“条条”、“块块”之间与《条例》的错位脱节问题。用什么统一大家的认识和行动？靠《条例》。否则，各说各的，谈不拢。因此，学习《条例》来不得半点马虎。
坐等外部条件改善不如奋起力争
杨守文（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总经理）：现在，企业都在呼吁政府职能转变，这很重要。但企业也要有主动性。　在目前条件下，企业也不是无所作为。《条例》规定的企业权力，要尽一切努力去维护、争取。对一些行政干预，能顶的就要顶。我们一些同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一个习惯，遇事总要请示上级。其实，一些本来已经是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没有必要向上级事事请示。为什么老是请示？说到底是怕担风险，怕担责任。我们厂是一家军工企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出“以民保军”的方针，自觉地让企业面向市场。军用飞机计划减少了，我们就去开拓民用飞机市场。我们又引进技术，开发生产“松花江”牌轻型客车货车，年产1万辆，供不应求。《条例》就是要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谁对市场认识得早，就受益，认识越晚越被动。
王耀礼（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党委书记）：企业眼睛盯着市场，才有出路。我们厂在80年代第一次调整时吃过苦头之后，变得聪明了一些。从1984年起，下功夫调整产品结构，老产品更新换代，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逐步形成13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质量好，品种多，路子变宽了，市场扩大了，产品畅销国内外。现在生产任务排得满满的，工厂的活干不完。今年可完成工业产值1．5亿元，商品销售额可达1．6亿元。其实，真正有了市场，政府部门也会支持。
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同步配套
邵文斌：贯彻《条例》，政府要转变职能。职能部门，要把管理看作服务，看作协调，而不是从部门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以后，政府可干的事情很多、很艰巨，譬如，积极地培育和完善市场。我们整天说劳务市场、资金市场，这个市场，那个市场，也动不动就训斥企业：去找市场！可市场影影绰绰，叫企业去哪里找？我们的市场很不健全嘛！
李广全（富拉尔纺织厂副厂长）：政府转变职能，应在宏观调控上下功夫。前几年，出现过“兔毛大战”、“羊毛大战”、“蚕茧大战”，大战不止。现在国际市场上纺织品是价格大战，国内竞相压价，肥水白白流向外人田。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宏观失控。
刘宪文：政府职能不转变，给企业的权力是难以落实的。《条例》规定，对一些不能保证条件的指令性计划，企业可以拒绝执行，这一点在我们很难办到。因为我这个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是国家都要过问的。我们给宝钢、首钢等20多个大钢厂提供备件、设备，给电站主机厂提供毛坯，别说没有原材料，就是不给钱我也得给设备。不然，部长、省长会出来说话：你得保国家重点建设啊！那是个大局。你不能不服从大局吧！
傅乃余（齐齐哈尔钢厂副厂长）：落实《条例》，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的确已摆到日程。但转变职能并不是不要政府。相反，还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功能。像我们齐齐哈尔钢厂这样一万多人的企业，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三角债拖欠，人欠6．5亿元，欠人5亿元。流动资金全部靠贷款，每年光利息向银行交3500万元。资金短缺，原材料购不进来，产品出来之后，铁路运输紧张又运不出去。这些问题都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得了的。即使《条例》中企业的14条权力都得到了，也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怎么办？只能找政府进行协调。
王耀礼：改革要配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自上而下要一致。比如政府转变职能，中央、省、市要一起转。不然，市里的机构精简了，撤并了，上面还按老章法要对口办事，市里就为难了。
彭建平（齐齐哈尔市财政局干部）：政府转变职能，机构也要改革。机构不改变，有“庙”就有“神”，没事找事，找企业的事儿。
王明儒（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副总工程师）：有人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比作裁判和运动员的关系，运动员处在从属地位，有了新规则，运动员固然要遵守，但裁判员也要按新规则进行裁判，不然，谁用新规则谁就受罚。
姚志平（哈尔滨制药厂总会计师）：贯彻《条例》，要防止中间截权，真正把权力下放到企业。现在有些主管局在改革的旗号下改成了集团公司，公司成了一级法人。上面下放的很多权力，不直接放到企业，而是放到公司，公司进行“二次分配”，企业的不少权力被收上去了。比起行政局管理时，公司不仅干预企业的行政事务，而且干涉企业的经营事务。企业的权力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更小了。
需要寻求一个适当的“度”
张启民：现在，企业对财政意见普遍较大，抱怨财政把企业挖得太苦，这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齐齐哈尔市财政在“放水养鱼”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收到了一定成效。放水养鱼的道理谁都明白，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财政既要保盘子吃饭，又要支持企业改革。有时，这两者很难兼顾，到底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恐怕需要财政和企业都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才能互相理解，把企业改革的事做好。
王健男（哈尔滨卷烟厂厂长）：要让企业自负盈亏，首先要让企业生存下来。竭泽而渔，只能使国家、企业两败俱伤。哈尔滨卷烟厂这几年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企业实行了“放水养鱼”政策。这样，“七五”以来，我们累计投资1亿多元，进行技术改造，目前，这些改造已经发挥了明显效益，企业后劲较足。1991年上交税利2．4724万元。从去年开始，政府把利税增长率提高到9％，我们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所以，从长远看，给企业一些优惠，让企业喘息、调整、武装一下，国家并不吃亏。
王明儒：改革必须配套，尤其是银行、税务等条条。管理的杠杆部门，他们不受地方领导，地方的一些落实企业权力的规定涉及他们，他们受条条的约束，难以同地方变通协调，地方的很多改革措施就难落实了。
用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判断是非曲直
杨守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要紧的是解放思想，换脑筋。我们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中生活惯了，形成一种凡事问上级、找上级的思维定势，一下子转向市场很不适应。换脑筋不容易，比学技术难得多。1988年，我去了一趟深圳，对那里的许多现象看不惯，回来后经过了几个月痛苦的思想斗争，真正想通了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主要应体现在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水平上，但我们这方面还落后，需要改革。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标准，只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体制非改不可，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索长有（齐齐哈尔市市长）：政府部门要换脑筋，就是要强化自己对企业的服务意识，真正从内心把企业看成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而不是政府的附属物。
企业改革需要宽松的环境，什么是宽松的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必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我们政府部门不能从思想上走出传统的体制，就不可能痛痛快快给企业放权，一时放下去，还想着怎么收回来。《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对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如果不从商品经济的观念出发，就无法理解这一规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