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同志生平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杨献珍同志生平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杨献珍同志，因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六时三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七岁。
杨献珍同志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湖北郧县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一九一六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后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无罪释放。一九二九年九月，杨献珍同志去上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沪滨书店任编辑，并为党团成员。一九三○年九月，杨献珍同志离开上海，赴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团结、教育进步师生。
一九三一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杨献珍同志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七月到北平，在与党的关系人接头时被东北宪兵司令部宪兵逮捕。在东北宪兵司令部，敌人一再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丝毫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宪兵司令部审讯结束，并被判以重刑后，将杨献珍同志转送到北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在军法处看守所的部分同志积极串联，利用宪兵司令部与军法处之间的矛盾，开展了翻供斗争，翻供斗争的胜利，杨献珍同志被改判为五年徒刑。一九三一年底，为了关押平、津两地的政治犯，东北军特成立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殷鑑、陈原道等同志，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成立了狱中党支部，领导政治犯向敌人展开了长期、艰难、复杂的斗争。在狱中，杨献珍同志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的报告，以及《国际通信》所刊载的共产国际文件及国际共运信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所敌人用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对此，杨献珍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许多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老同志都还十分崇敬他，怀念他。在党的营救下，杨献珍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狱。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薄一波等同志前往太原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成立了“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公开）”，要求这些同志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杨献珍同志为委员之一。他参加了实际上由我党掌握的“军政训练班”、“民众干部训练团”的工作，担任军政训练班第六队指导员，并在其他各队多次上政治课。他善于利用山西当局的口号、政治术语，实际上讲解马列主义原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太原失守前几天，他即赴晋南担任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该校后改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他任校长。一九三九年春，他任山西第五专署党团成员、秘书主任。
一九四○年一月，杨献珍同志调北方局任秘书长，并在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久，兼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党校教育的生涯。一九四二年二月，北方局派杨献珍同志专任党校工作。彭德怀同志建议在北方局党校重建了调研室，杨献珍同志提出调查研究工作要与群众教育相结合，并把根据地的群众对敌斗争，用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期间，他发现赵树理同志写的《小二黑结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为它的出版创造了条件。杨献珍同志在北方局党校工作期间，为培养党的干部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杨献珍同志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一九四五年四月，杨献珍同志作为华北地区候补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军投降后，中央党校根据中央指示，从各部抽调干部组成一个大队，由黄火青和杨献珍同志带队，赴东北工作。十二月，抵达张家口，由于阜新等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队只得在当地待命。在这期间，晋察冀中央局要求协助办党校，由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同志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同志任副校长。在晋察冀党校，杨献珍同志除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外，还亲自讲课。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原理，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八年夏，杨献珍同志调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筹办马列学院，杨献珍同志参加了筹备工作。马列学院成立后，由刘少奇同志兼任院长，杨献珍同志任教育长。一九五三年二月，杨献珍同志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他致力于办好马列学院，使学院继承延安中央党校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要求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世界观、方法论、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一致性，并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得到中央的赞同。一九五五年八月，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献珍同志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无论是在马列学院还是在高级党校期间，他都坚持给学员讲课，特别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使学员受到很大教育。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献珍同志长期担任过党校的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五六年八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献珍同志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递补为中央委员。一九八二年九月，杨献珍同志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杨献珍同志在一系列哲学问题、理论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独创性见解。一九五五年六月，针对当时学术界有人提出我国的经济基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杨献珍同志写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提出我国的经济基础是包含五种经济成分在内的“综合经济基础”的观点。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杨献珍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在党校的教学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党的利益秉公直言，即使自己遭受委曲，遭到打击，也在所不计。他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以及随之出现的浮夸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发表了不少批判浮夸风的讲话和文章，其中也确有一些偏激的意见或不妥的言辞。后来，康生就是利用了这些，诬陷杨献珍同志“反党”。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后，杨献珍同志受到了公开批判，后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一九六二年一月，杨献珍同志和党校的一些教师一起到西安参观。在阅览《蓝田县志》时，他得知宋朝吕公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述了老子“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他受到启发。后来读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发现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进一步引发了他对于辩证法的表述的思考。他认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应当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结合起来。这是杨献珍同志作为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深入思考而得出的一个观点。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通过学术界的讨论以澄清理论是非。而康生却把这个问题上纲成为“反党”、“修正主义”的政治问题。杨献珍同志再一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借中央名义将杨献珍同志逮捕，并开除了党籍，在监狱中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后又被下放陕西三年多。在狱中，虽身处逆境，他始终坚信：“归根到底，党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问题会弄清楚，证明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革命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同志的问题彻底得到了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杨献珍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杨献珍同志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治学严谨，生活艰苦朴素，一贯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清正廉洁。杨献珍同志始终关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表示欣慰。他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
杨献珍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