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拿手戏”——北京保温瓶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史静贤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我的拿手戏”
——北京保温瓶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史静贤一席谈
本报记者　傅旭
史静贤，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不仅是北京保温瓶工业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还是十三陵特区的党委书记兼主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他兼职如果一一列出，还有一大串。这位已有四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除“文革”几年之外，一直没有离开过书记的岗位。记者邀她谈谈作书记的体会时，她讲了下面一番话：
这么多年，我的拿手戏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
我不管是当书记，还是当厂长，都觉得离开思想政治工作不行。我最初尝到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甜头是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我被派到北京第九制帽社（保温瓶工业公司的前身）当党支部书记，那年我二十八岁。这个厂是由七十九户个体手工业者组成的联合体，当时内部矛盾尖锐，互相拆台。我去后首先就抓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大家学习，找人谈心，经过一番整顿，生产很快走上正轨，半年多后被评为区先进单位。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一天，车间里不慎失火，我闻讯赶到，只见大门紧闭，死活叫不开。上百人闷在里头，你说急人不急人！等消防车开来，里边的人才把门打开，只见工人们都齐刷刷地趴在棉垛上，在用自己的身体压火。
“你们为什么不开门，不跑出去？！”我生气地责怪他们。
“不能开门，风一进来，厂房和机器就都完了。”工人这样回答我。当时我哭了。一个散摊子，变成这样，全靠思想政治工作。
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政策贯彻下去，只有自己带头干，以身作则，群众才会跟着你干。一九五八年，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决定从城里迁到京郊昌平县南口镇。当时我爱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劳改，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和老母亲，全厂二百来号人的眼睛盯着我，怎么办？我第一个把户口迁到了南口，全厂二百多人也跟着去了。你可不知道南口那时是个什么样儿，一片荒滩，没水，没电，只有两间破牲口棚，一切都得白手起家。可是，搬迁的当月，我们愣是用架在荒滩上的机器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我还有个体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凭领导地位，而是凭对职工的一颗真心来树立威信。这威信是买不到，打不出来的。“文革”中我被撸了下来，挨批挨斗，九死一生。一九七二年，厂军代表对我说：“史静贤呵，厂里现在连买手电、扫帚的钱都没有了，只能借钱开支。银行不愿再贷款给我们，还是你出来抓工作吧。”我答应了，那时我不是书记，也不是厂长，带着一身创伤，两手空空地干了起来。面对着满地的废品和一些人的白眼，我拉断电闸，让全厂职工停产讨论。我给大家讲多年创业的艰难，现在面临的困境，谈主人翁的责任心。当时有的工人流泪了，说：“甭犯愁，我们来真格的！八月份借钱开支，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九月份还开不了支，我们都不要工资了！”九月份没亏本，也没借钱，第二年我们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思想政治工作是多方面的，关心职工，为他们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等，都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还必须有相应的一套管理制度来配合。随着改革的深入，近几年工厂试行全额计件工资制，把个人计件与集体百分考核相结合。在百分考核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包括在内，对职工的思想、品德等都有具体规定。这样一来，不仅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使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困难的时候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同样需要。今年是我们南口保温瓶厂四十年大庆。这四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我们厂发展得真快。职工由二百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三千多人，年产各种型号的保温容器一千三百万只，年产值上亿元，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一千万元，产品远销亚、美、欧等五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七百万元，成为北京市畅销国内外的名牌产品之一。这些年工作顺利，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就说领着大伙儿朝前走，道儿再好走，不告诉他们去哪儿，干什么，人家哪儿来的精神？干工作也是这个理儿。前些日子开全厂职工大会，我向大家交了我们厂今后发展的底儿：要在独联体办三个厂，两个百货公司，在蒙古建一个厂；从台湾引进技术上品种，上等级；还准备上电子玩具……大家一听，直叫好，劲头更足了。总之，我觉得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