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日本文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郭沫若与日本文化
黄侯兴
今年是郭沫若同志诞辰100周年，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作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先驱者之一，郭沫若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从1914年到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取得了迅猛发展。郭沫若留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日本的科学进步与物质文明，是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飞跃前进的趋势，而这股强劲的西风却尚未彻底吹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作为先觉的诗人，郭沫若要给中国青年传播信息，要唤起国人普遍的觉醒。在诗集《女神》一些篇什中，他把摩托车前的明灯比作20世纪的太阳神——阿波罗，称赞大都市、大工业紧张热烈的气氛和蒸蒸日上的景象，犹如“万籁共鸣的交响乐，自然与人生底婚礼”。
郭沫若如此倾心地礼赞日本近代工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在“五四”诗人中是独具慧眼的。它反映了郭沫若企求变革旧中国经济、文化形态的急迫的心理机制。郭沫若在讴歌日本的物质文明时，并不曾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的野心。他已注意到，日本当时不仅把大量商品倾销中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暴发户来”。1915年日本胁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郭沫若曾与几个留日同学归国抗争，由于未能成功，愤然写下“哀的美顿书已西”七律一首。五言绝句“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同样也反映远在异邦的郭沫若，时时为祖国的渤海湾和辽东半岛的安危而忧心如焚的情绪。所以郭沫若所追求的科学进步与物质文明，是基于爱国主义立场的进步意识。
郭沫若主张要大胆、积极地引进外国进步的文化艺术。郭沫若认为，在日本和欧美各国科学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20世纪，如果我们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意志恢复起来，关起门户孤立地、封闭地进行反省和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把“窗户打开”，“如今不是我们关闭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
留日以后，郭沫若目睹了日本学界靠集体的力量较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托尔斯泰的著作是《佛经》、《汉文大成》等大型丛书。这给他莫大的启发，使他雄心勃勃地也想纠集一些同人来开展系统的文化“输入”的工作。1920年他提议成立“歌德研究会”，试图系统地译介和研究歌德的著作。同年，他还和几位同学酝酿成立“医学同志会”，传播新医学的科学精神。“研究会”、“同志会”虽均未成立，但当时日本活跃的科学文化事业和浓厚的学术空气，对郭沫若是起了催化作用的。
在文艺方面，留日初期，郭沫若喜欢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显然是受日本当时流行数载的“泰戈尔热”的影响。郭沫若那时崇尚清淡的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容易引起他的共鸣。“五四”高潮期，郭沫若追随美国诗人惠特曼，从“沉静调”转向“鼓舞调”。艺术追求的嬗变，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也含有接受日本作家影响的潜在因素。郭沫若读了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才接触惠特曼的《草叶集》。至于崇拜德国诗人歌德，更是受益于日本文化教育的环境。
郭沫若留日后所显现的开放型的、富有强大应变机能的性格、气质，虽然也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同他幼年生活的家庭、地理环境不无深刻的联系，但这决不是封闭、停滞的近代中国社会所能够锻铸出来的，它在很大程度是日本和西欧文化陶冶的结果。
郭沫若的开放型的、富有强大应变机能的性格特征，使他有可能在接触和输入外来文化时进行多方选择，并在选择过程中不断实现观念形态、心理机制的自我调整与完善。
民国初年的中国是鄙屑文学的时代，凡有理想的青年，都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郭沫若也不例外。但他到日本后广泛阅读文学、哲学一类的书，使他放弃了学医的志向。这说明，弃医从文这一决定郭沫若终生命运的大事，是在日本充满生机的文化环境的感染下，他的报国济民的爱国志向的重新选择。
在文学领域，日本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先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思潮，对郭沫若主情主义审美意识与艺术个性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既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武器，也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可资借鉴。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受挫，以白桦派为代表的主张“使社会向自然调和”、追求人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理想主义，也引起了郭沫若的种种共鸣。总之，郭沫若前期的审美意识与创作实践，是与日本近代文学史的走向大体同步，以日本近代文学的艺术倾向和美学主张引为同调的。不过，在此同步或同调中，郭沫若在自省中坚持了自我认识的独立性。郭沫若留日归来，卷进了中国工农革命的大潮，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他对自己及前期创造社成员的文学活动进行了理论的清算和批判，指出他们的世界观与文艺观深受日本文坛的影响。“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的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在哲学领域更是如此。郭沫若的开放性格，使他对各种产生过影响的学派、学说都有浓厚的兴趣，既接触歌德、斯宾诺莎，接触康德、克罗齐、尼采、厨川白村，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多元选择与多元吸收，给郭沫若前期思想造成驳杂的特色。1923年5月至1924年2月，郭沫若翻译《查拉图司屈拉钞》（未译完），表示喜欢尼采的“自我扩张”、崇拜天才、鼓吹“超人”的思想。随着中国工农革命的高涨，使郭沫若从昂首天外转向水平线下，社会思想的深刻变化，使郭沫若拒绝了尼采而进一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着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此书的翻译，是郭沫若实现从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思想转变的转捩点，使他确信“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30年代，郭沫若于流亡生涯中，在日本先后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继续输入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为了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潮流，根本改变中国的现状，郭沫若认为，翻译介绍外国优秀的文化著作，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工作。他一生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统计，他翻译了10个国家60多位学者、文学家的100多种著作，总字数约在300万字以上。除上述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著作以外，郭沫若的译著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在他的译著中占较大比重。二是翻译艺术史和美术考古的著作。他翻译了日本坂垣鹰穗的《西洋美术史提要》，德国亚多尔夫·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三是翻译科学文艺著作。30年代初，郭沫若翻译了英国威尔士的《生命之科学》。
郭沫若翻译外国文化典籍，大部分是在旅居日本20年间进行的，或在旅居生活中孕育而成的。通过日本这座文化桥梁去了解近代历史和文化，这对于中国的蜕变、发展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