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潮带雨晚来急——延安农业科技工程记事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春潮带雨晚来急
——延安农业科技工程记事
本报记者孟西安　新华社记者偶正涛　新华社通讯员拓继承
1991年，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遭受了60年不遇的大旱。今春，农家的剪纸花依旧贴在了满囤的余粮上。农民们捧着松软白净的馒头，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粥，喜上眉梢：“咱们吃的是科技饭呐！”
迟到的春潮
当科学技术使沿海农民跨入小康的门槛时，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延安农民，还是用自己的习惯方式，春播百晌地，秋收几石粮。刚刚得以温饱的陕北农民，虽不满足，却也不愿冒着风险去迈大步。
1988年初春的一天，在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孟老汉的责任田里，种庄稼的老把式孟老汉和刚刚回乡务农的儿子吵得不可开交，儿子要采用地膜玉米种植技术，可老爹看了又光又密的地膜，怎么也不答应：“滴水不透，别说种子，就是人也能捂死。”没办法，父子俩只好在承包田里又分了“责任田”。孟老汉施展出浑身本事，可眼睁睁看着儿子种的玉米比他种的长得又快又壮。秋后一上场，老汉算是彻底服了。再有新东西，不光老汉自己上劲学，还向邻里推荐。“四法种田”、“火道育苗”、“白色革命”，现在他满口是新名词。
这样的事在延安几乎遍及每个农家。1990年4月，延长县园艺站技术人员到北阳村推广果树疏花、拉枝等新技术，无论怎么做工作，村民们都不愿看到已长出的花果被剪掉。眼看花期将过，科技人员只得采取“地下行动”，偷偷摸摸地给果树疏花。每户只做了一半，还是引起了村民们的义愤。他们包围科技人员，到乡政府告状：“秋后减产，一定找园艺站算帐！”
秋后的结果不言而喻。花少了，果子却大了、多了。村主任李伯亮承包的二亩果园，使用新技术后收入增加10倍。园艺站科技人员从此成为这个村的大红人，不是这家叫，就是那家请。
延安农民的科技，不少就是这样“硬送”的。农业技术员们扎在黄土地的千沟万壑里，汗水和心血化作点点春雨，汇成汹涌的春潮，发挥着荡涤贫困与愚昧的巨大威力。
历史性的跨越
人们还记得，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回到延安，得知老区人民生活还很艰苦，吃不饱饭时，难过得流下热泪。直到1978年，延安地区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53元。症结在哪里？有关部门做过调查，延安地区农民中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50％以上，全区非教育系统的科技人员共14400余人，绝大部分在党政系统，农业第一线的科技人员比例就更小了。虽然全地区农民人均占有土地几十亩，低下的科技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成为制约延安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对症下药，使80年代中期还是依靠救济为主的延安农村，在短时间内步入了历史性跨越。1991年，延安大灾之年人均产粮400公斤，比1978年增长69．4％，农业总产值达11．64亿元，其中以烟、果、羊、薯为主的新兴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2％，农村人均纯收入达446元，比上年净增17％，有1／3的农民依靠科技走上富裕道路。
在“大生产运动”中曾被誉为“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镇，1990年被国家科委列为科技扶贫示范乡镇。在科技人员的精心指导下，仅两年，旧貌变新颜。人均纯收入由300元上升到600多元，示范成功的旱作技术、山羊改良技术等已向陕北和邻近省区辐射。
1989年9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地登上了延安市枣园乡庙沟村的山坡，兴致盎然地观看了这里高起点、高标准、规范化的优质苹果园。当总书记听说庙沟1995年人均收入要达到5000元时，似乎有点不大相信，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太差了。村支书王久富严肃地说：“总书记，你我都是党员，我用党性担保，你放心吧！”王久富心里有数，全村近年新法栽培果树6000亩，去年才有200亩挂果，人均收入已达1300元了。
上有各行千条线，下有政府一根针。延安各级政府积极穿针引线，使国家、省、地县和大专院校10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走上生产第一线。全区13个县市都配备有专职科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长、科技副村长，基本上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科技服务体系。农民有自己各类专业科技协会143个，培训出15万田秀才、土专家、乡村能人。其中各类科技承包集团就有23个，签订承包合同234份，技术项目165个，年新增产值逾5000万元。
千万双手，千万颗心，推动起科技的狂飙巨浪，塑造着一个崭新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