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想念无尽的激励——回忆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的关怀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无穷的想念无尽的激励
——回忆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的关怀
吴莆生　许翰如　严良堃　陈　模　罗立韵　张承祖
邓妈妈，当广播中传出您逝世的消息，原孩子剧团在各地的许多同志都哭了！都想奔到北京来瞻仰遗容，最后再见您一面！
1938年1月，我们这群8岁到16岁失去了家庭和亲人的22个“难童”，组成了孩子剧团，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的上海突围出来，经过南通、如皋、扬州、高邮、淮阴、徐州、郑州，沿途风餐露宿，受冻受饿，最后到达武汉，住在一个小学校。您，作为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接受党组织的委托来看望我们。我们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啊！您亲切地慰问大家，鼓励大家。特别是对那些生病的孩子，您走到他们身边，揭开单薄的被子，抚摸他们的头发，亲切地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哪里人，哪儿痛……安慰他们，嘱咐他们好好治病，好好休养。大家浸沉在无比的幸福和温暖中。不约而同地、自发地、亲切地大声叫您：“邓妈妈！邓妈妈！”您也高兴地含笑点头、招手。从此，“邓妈妈”这个亲切的、饱含革命深情的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
记得那时我们的工作很多，许多单位要我们去演出，许多单位要我们去谈工作经验，许多单位向我们要剧本、歌曲以及宣传材料，许多人来访问、约稿，许多小朋友要加入我们剧团……我们的团长很年轻，应付不了这些纷繁的复杂的局面。您都一一给予帮助、指示，使我们二十几个孩子能够顺利地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当您知道了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党部要收编我们的时候，您更是焦急。嘱咐我们不能去，好好和他们讲道理。因为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是以收编为名，实际上是压制、迫害。您又带我们的团长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告诉他国民党武汉市党部要收编的事。恩来同志思索后提出：“到石灰窑（即黄石市）去工作一个月再回来，到那时就好办了。”我们就在次日乘轮船到石灰窑去，避开了国民党市党部的强迫收编。约一个月又回到武汉。这时，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已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作为国共两党第2次合作的代表机关。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郭沫若同志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孩子剧团由政治部收编，交三厅领导。全团编制扩大为60人，每月有几百元工作费和生活费。我们搬到三厅去，开始了幸福的新工作和新生活。从此，您到我们剧团来的时间少了。因为您和周恩来同志都知道，在三厅，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这些革命前辈和领导关怀我们。您和恩来同志放心了、安心了，相信我们是会得到教育、锻炼和成长的！
1942年9月，我们又遇到更大的灾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反共政策。在“皖南事变”制造了“千古奇冤”后，周恩来同志退出政治部，郭沫若同志退出第三厅。新任的三厅厅长委任一名上校任孩子剧团团长。他率领几名军官来强制劫管孩子剧团。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决定全部撤出。五十几个孩子安排到何处去？您和徐冰同志、冯乃超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想了许多办法，费了许多心力。终于将一部分孩子分批送到延安，大部分送到戏剧学校、音乐学院、普通初中、高中去上学，有的送去做学徒。孩子剧团从此宣告结束。大家在各地分别接受党的领导进行工作或学习。
全国解放后，孩子剧团的同志分散在各地工作。不幸的是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不少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权威、反动党团成员……在那乌云蔽天，妖魔横行的日子里，您和恩来同志的行动也受限制，但是您仍尽可能的关心、帮助大家。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志们的冤假错案才逐渐平反。到1980年初，孩子剧团全体同志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我们在3月中旬写信给您报告这一喜讯，并提出许多同志希望见您。想不到在4月初收到您在3月31日亲笔写的回信。许多同志在读信时都流泪了，有的大声哭泣了。接到您的来信后，我们又写了一封信给您，询问会见在京同志的时间。想不到您在4月18日又亲自给原团长打电话，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婚姻情况，鼓励他在平反后好好工作。还问到其他同志。并说会见的时间另外通知。
1980年4月20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日子啊！赵炜同志通知我们在北京的20个同志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妈妈家里去相会。大家按时去了，您在院中站着等我们。当我们踏进小门后，疯跑起来向您冲去。几个女同志像40多年前一样抱着您的臂膀，偎在您的怀里，哭了。您一再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是幸福的聚会啊！然后您带着我们看院中的海棠树，您说总理喜欢海棠花，这些树都是他生前种下的。您又带我们去客厅，亲切交谈。教导我们要好好工作，要促进大团结，要好好教育后代。赵炜同志还特意把总理的办公室打开，大家进去，看见总理的办公桌、书柜、陈设，肃然起敬，禁不住又流下泪来。临别时，邓妈妈说：“吴哥哥（原任团长），我给你一个任务，你把今天来的这些同志的姓名，他们的‘伴儿’的姓名和孩子们的姓名给我写来，以后不一定这么多人相见了，可以分别来见见。”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花厅。您会见在北京的同志们的消息传到外地后，大家纷纷来信也要求见您。经我们商议后，于1984年春向您反映了大家的热烈要求。您又同意了。要赵炜同志和我们联系。最后定在1984年8月13日会见全国各地的同志们。由于人数较多，有些同志要带老伴、儿女、孙儿来（共约130多人）。决定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照像，然后到怀仁堂内坐下开会。我们这些50多年前的“难童”，现在居然也能到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的怀仁堂内，坐在沙发里开会，这都是您给我们的幸福和荣誉！那天，您很高兴，您说：“你们都当爷爷、奶奶了，我也跟着你们升级了，我当太奶奶了！”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会见又是大家终身难忘的。那天照的像片，现在仍陈列在各位同志的家里。
1991年我们给您写了拜年信。您及时嘱赵炜同志回信表示谢意，并向我们问好。信中说，“知道你们大家都好，我很高兴。……你们也都日近古稀之年了，请你们多多保重！”想不到这封信竟是我们几十年来最后一次和您通信了！
今年春，我们知道您身体不适，又住院了。我们曾写信给赵炜同志，表达我们的惦念，并衷心祝您康复！但是再也得不到您的回音了。
邓妈妈，我们知道您年事已高，近年来又多次住院，迟早是要离开我们而去的。但是我们总希望慢一点，晚一点。哪怕是在电视上多看看您的容颜，多听听您的声音，也是安慰和幸福。……现在不可能了，您终于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了！您安息吧！留给我们的将是无穷的想念，无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