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商潮（中）——形形色色“下海人”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纵横谈

第三次商潮（中）
——形形色色“下海人”
本报记者　张锦力
踏上公共汽车，走进办公室，以至于在家门口，人们都可以听到关于“下海”的议论。
为何要“下海”？下海有什么魅力？
还是让我们听听“下海人”的自述吧！
与其抱怨，不如去干
前两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北京人侃，上海人怨，东北人看，广东人干。”如今，大家都在学广东人，想下水试试深浅。
在北京西单百花市场，北京啤酒厂一位“业余摊主”说：前些年，眼睁睁看着一些从监狱出来的、身有残疾的，或者退了休的，都发了财，而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干一个月，还不如他们两三天赚钱多，心里那气就别提了。于是，就发牢骚骂社会分配不公。可骂了几年，没把人家骂穷，更没把自己骂富，现在明白了，发牢骚，只能找气生。与其抱怨，不如趁早干。
记者问“北啤”的那位小伙子，现在下海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是晚了点，可这趟车再错过，后悔更没地方了。”小伙子答道。
在某合资企业兼职的一位大学老师说：现在是“下海”的好机会，前两年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管。下海的人感到赚钱不易，不少人甚至觉得投资经商冒险，不如存款保险，不如吃“大锅饭”省劲。有些个体户把钱存入银行，吃起了利息。现在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放，鼓励人们把经济搞活，大伙儿看到赚钱的机会又多了，“下海”的人自然就多了。
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年过花甲的私营业主说：“五六十年代是精神第一，追求物质享受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今，大多数普通人更看重的是物质生活。这就得有钱。大伙拚命往‘海’里奔，主要是奔钱来的。”
住房制度改革、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制革改革，无疑将增加人们的开支。也强化了人们挣钱的愿望。
价值观变了
一位曾当过记者的某合资公司经理说：以前，许多青年人认为只有当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或者当大官，人生才有价值，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现在人们觉得赚钱和出书、写文章、搞科学发明、进行艺术创作，一样有社会价值，一样光荣。赚钱已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许多人把它当作奋斗目标和理想，在赚钱过程中体验到了奋斗的价值和乐趣。
一位原是木工的个体店主说：“我没有文凭，工作每天就是重复。在工厂已很少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下海后，虽说风险大了，可是生活画面总是变的，竞争逼着我学习经营知识，商品经济发展使人生选择的机会多了。今后我可能破产，变得一贫如洗，也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大企业家。现在奋斗虽很艰难，可总有一种希望在吸引着我不断地努力。”
北京光华东里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娘”，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刚从太原中医学院毕业。去年偶然结识并爱上了这家餐馆的小老板，今年一毕业就来北京“下海”，为这没少招同学和家人的白眼，她激动地对记者说：“现在社会上有种偏见：哪个姑娘和个体户谈恋爱，就认为是看上个体户手中的钱。我不否认，我爱钱，也想过好生活，但我更爱的是能赚钱会赚钱的人，赚钱并不容易，是在市场竞争中拚搏，可在激烈的竞争中他成功了。这说明他有顽强意志、聪明智慧和冒险精神。他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难道这样的人不该爱吗？如果他破产了，我仍愿意和他同甘共苦”。
我愿意带头放弃公职
北京市旅游局前任局长薄熙成为何要辞职办公司？他在辞职报告中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机构改革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才能顺利地、平稳地、妥善地让一些政府官员实现从官到民的自然转换”，“我愿意带头放弃公职。”
今年43岁的辽宁省委政研室处长邵长权，5月份组织上派他担任鞍山市某区委主要领导职务，一到鞍山他却向市委提出“不再往官路上挤，志在发展经济的主战场上一显身手”的要求。邵长权说他办实业的目的，是把多年政策研究积累的理性认识应用于经济运行的实践，为深化改革、转换企业机制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这次商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下海人的层次高了。作家、艺术家、记者、大学老师纷纷跳进“海”里游泳，许多机关干部也不甘在这次商潮中示弱，纷纷走出机关办公司。
某机关开办的出租汽车公司副总经理高宏治这样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机关干部的危机感大了，大家心里明白，要深化改革，就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趋势。与其等到将来被精简，不如现在下海早做准备”。他说：“我原来是党委办公室的，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要趁现在掌握一些适应未来的技能。”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人才交流市场却依然热闹，一拨拨求职应聘的人带着渴求和希冀来到了这里。市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来求职应聘的大多数都是想找第二职业。
在广东一家公司驻京办事处招聘栏前，记者与一位某针织公司的干部攀谈起来。他说，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很轻松，所以想出来找点事干干。“你为什么不辞职？干脆就到合资服装公司去干！”
他回答道：“‘铁饭碗’里有住房、有公费医疗、有退休劳保；‘瓷饭碗’里有肉、有冰箱、彩电，‘铁’的‘瓷’的，我都想要。”
这或许是大多数干第二职业人的共同心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