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能翻译俄文教材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已能翻译俄文教材了
北京航空学院讲师 黄俊钦
我和我们教研室的林士谔教授解放前都在厦门大学航空系任教。那时的“航空仪表”课由我们两个人负责，教材不单全部是英美的，而且多半是十年以前的陈旧东西。解放后在厦门大学的两年中，我们虽然找了一些新的材料，但也只限于厦门大学图书馆所有的一些英美材料。所以毕业出去的同学常常写信给我们，说教材太旧了，不适用，希望我们能够拿新一点的材料去教下一班的同学。那时我们只好回信请求那些毕业同学供给我们一些教材，因为我们在厦门大学实在无法找到新材料（一九四八年以后，英美出版的杂志上连这些东西也看不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中央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各大学院系全面调整之前先将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四个大学的航空系合并为一个航空学院，暂时附设在清华大学。合并以后，我和林士谔教授仍然负责航空仪表课。在这一次教学中，我们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找材料，但也由于“俄文大山”的阻挡，仍然逃不出英美教材的小圈子，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获得一些新教材，我们曾用了不少心思。比如，一九四九年厦门解放后的第一学期，我和厦门大学的许多讲师、助教共同发起学习俄文，请机械系陈福习教授讲授初级俄文文法。但学了几个月，也只认识了几个单字和俄文名词的六个变格等等，而且几个月以后便忘得一干二净。一九五一年十月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我又从头学俄文。学了一年，表面上是把大学一年级的俄文念完了，其实连名词的六格也还变不好，所记的单字都和工程无关。那时我曾经企图下死工夫看书，但是，困难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个字都要查字典，所以结果还是给生字压倒了。
本学期我们飞机设备教研室开设了“航空仪表学”这门课程。为了迎接这个艰巨任务，负责这门课的几位同志，在去年暑期中就参加了俄文速成学习，迅速地获得了俄文专业书籍的阅读能力。开课以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我们采用了苏联的先进教材，顺利地完成了十周的教学任务。今天，当一本三百多页的俄文书已被我们自己翻译了三分之二，并把它作为讲义发给同学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我们教研室的成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制订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并决定按照一本俄文书的材料去教。可是，开始时我们的俄文程度是很低的。刚开始看书时，每小时最多只能看三四百字（约有普通中型教科书的三分之二页），翻译当然更慢了，每小时大约只能译一百多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教好这门课的信心是不大的。那时我们还计算过翻译的工作量，全学期即使把除讲课时间以外的时间全部用来翻译，恐怕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在刚开学的几个星期中，我们的精神是比较紧张的。那时，林士谔教授曾经对我说：“我非常怕看见人，因为见一个人要花几分钟，就耽误了我的翻译工作。”到今天，十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这门课的课堂讲义和实验讲义没有一次是落在讲课之后的，都在课前发给了同学。到现在为止，已经发了二百四十页课堂讲义和二十余页实验讲义，俄文书已经翻译了二百多页。在这十个星期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其他俄文书，但现在在偶尔翻阅其他俄文书时，发现我们的俄文阅读能力是提高了，打开书本不再是满纸生字，看书时也不再是一个个字地读，而是一句一句地看下去。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是怎么样在翻译中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的。
在刚开始看“航空仪表”的时候，生字是比较多的。领导我们速成学习的宁榥同志曾经对我们说过：“开始独立看书时，必定要耐心地翻字典，翻一两个星期以后便痛快了。”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一困难已有了思想准备。我们将生字查出来，仔细分析句子，弄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待全句都了解以后，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我们还把查出来的生字加以熟读，然后把它们分成三类，对最生的字常常温习，平常的字温习得少些，熟字就不去温习。这样一来，背过的生字在课文中碰到一两次以后便很容易记住。为了使自己熟习句法，我常将已经看懂了的课文反复朗诵，直到一读俄文就完全了解它的意思。其次，我觉得翻译是巩固和提高俄文阅读能力的有效方法，因为在翻译时绝对不能马虎，必须全部弄懂了才敢译成中文。比如，我常常为了一个字请教了许多同志，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译出来。经过不断的练习，速度最快的每小时已能看二千至二千五百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