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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之路——公有为本 承包为本 职工为本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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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2-10-05
第5版(理论)
专栏:

  首钢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之路
——公有为本 承包为本 职工为本
  王琢 冯宝兴
首都钢铁公司从1979年起逐步走上公有为本、承包为本、职工为本的“三为本”之路。这条“三为本”之路经过13年的摸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激发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旺盛活力,显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朝气。
首钢的“三为本”之路,是解放企业生产力之路。1991年首钢的钢材产量达到431万吨,为1978年的3.66倍,平均年递增10.5%,比同期全国重点钢铁企业钢材产量年均递增率高7.2个百分点。
首钢的“三为本”之路,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之路。1991年首钢实现利税总额达到29.26亿元,为1978年的7.76倍,平均年递增17.07%,大约比同期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实现利税平均年递增率高10个百分点。
首钢的“三为本”之路,是企业为国家多做贡献之路。1991年首钢上缴18.15亿元,为1978年的4.9倍,年均递增13%,比全国重点企业平均上缴大约高8个百分点。1979—1991年的12年,首钢共上缴国家利、税、费116.45亿元,为承包前30年上缴总额36.29亿元的3.2倍,为1978年首钢固定资产原值的6.9倍,相当于12年为国家赚回近七个首钢。
首钢的“三为本”之路,是实现国有资产高增值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企业扩大再生产之路。1979—1991年,首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只有4.3亿元,新增国家固定资产42亿元,为1978年首钢国有资产原值的2.49倍。
首钢的“三为本”之路,是不断提高职工收入之路。1991年首钢职工人均月收入324元,为1978年的5.26倍,平均年递增13.6%。
事实证明,首钢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对,路子好。
坚持“公有为本”的方向
首钢改革的成功之路,首先是坚持“公有为本”的方向。坚持“公有为本”,才能正确处理国家同国有企业之间的予取关系,才能把国有企业固有的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缺乏活力,私有制经济才有活力,结论是依靠国有制经济不能解放生产力,所以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主张走私有化之路。另一种思路认为,国有制经济缺乏活力,根子不在国有制本身,而在产品经济的分配模式。传统的产品经济分配模式,在国家同企业之间的予取关系上,推行的是统收统支的分配模式。改革前的1978年,国家财政集中了首钢税利总额的98.7%,留给首钢的只有1.3%,金额不足500万元。这对于拥有数万工人的大企业来说,留利过少,什么事也办不成。这种分配模式窒息了国有企业固有的生机与活力。
从1981年开始,首钢的改革坚持公有为本的方向,突破了产品经济分配模式,推行了商品经济分配模式,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分配,实行“欲取先予”的分配体制。“先予”,并非从国家现有财政收入中让一块给企业,而是为企业构造一种迅速增长税利总量的机制,把税利增量的大头留给企业。当然,企业税利的增加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提高国有企业留利比例也需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1981年首钢留利比例开始提高到10.7%,1982年提高到17.8%,1983年提高到19.9%,1984年提高到26%,1985年提高到29.8%,1986年提高到33.9%。从1987年到1991年首钢留利比例大体在40%上下摆动。首钢的实践表明,企业税利总量的分配中国家财政同国有企业分配比例达到6∶4的格局,就能统筹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国有企业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欲取先予”的商品经济分配体制,不是要国家财政先拨款把国有企业养肥,而是稳住企业的税负,不得用提高流转税税率的办法挤利,定死企业利润上缴或递增上缴一头,放开一头,就是把超过承包上缴部分全部留给企业,激励企业多创多留。实行这种分配体制,就能形成推动企业迅速增加税利总量的机制,它既能增强企业活力,又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这种分配体制,将使国家财政占企业税利总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比例下降趋势换来了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结果。没有前者的因,也就没有后者的果。1981年至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占首钢税利总量的比例从90%下降到82%,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额比1981年增加5000万元;1983年至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占首钢税利总量的比例从80%降到73%,同期每年国家财政收入额分别比上年增加8000万元;1985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首钢税利总量的比例从70%又降到58%,同期国家财政收入额每年分别比上年增加约1亿元;1989至1990年,国家财政收入占首钢税利总量的比例再降到57%,同期国家财政收入额每年分别比上年增加约2亿元。这些数据证明,在当前,国家财政同国有企业在企业税利总量分配中采取“欲取先予”的分配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予”是通过当年企业增量超包留大头,提高企业留利在税利总量中的比例,“取”是使国家财政收入绝对额大幅度增长。这种“欲取先予”的分配体制是通过承包机制实现的。不“先予”就不可能多取。
构造“承包为本”的机制
首钢改革的成功之路,就在于构造了“承包为本”的机制。“承包为本”就是企业以承包国家的责任指标为条件,取得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有的权力和利益,从根本上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承包为本”形成了企业的压力机制。这种压力机制来自对国家“包死一头”的责任指标,即每年必须以7.2%按环比递增率上交的承包利润,这是企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如果完不成,要扣减职工工资来弥补,这是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压力;而且如果完不成,首钢就没有留利,没有生产发展基金,就失去了发展后劲,这是关系企业前途的严峻的压力。“包死一头”的另一面就是“放开一头”,即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中完成上交利润后的余额全部留给企业,这就产生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据测算,首钢要完成上交利润年递增7.2%的硬任务,又要有留利发展生产,就必须实现年利润递增20%的硬目标。首钢全员职工日日夜夜奋战不息,正是这种动力机制起作用的生动表现。
“承包为本”形成了企业激励机制。它是以分配为纽带形成的利益激励。具体措施有两条:一条是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如果实现了20%的年利润增长率,年工资总额就能增加16%。另一条就是把利润增长20%的指标层层分解,承包到人,完成承包指标的,方能增加工资和分得奖金。这种利益激励机制,具有激发全体职工积极性的强大威力。
“承包为本”形成了企业自我积累机制。据测算,首钢要完成年递增7.2%的上交利润的硬性任务,必须使实现利润每年递增20%,并且在企业留利中要有60%的比例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从企业来说,这是企业眼前和长远利益驱动的自我积累,企业不能过分光吃光的日子,因为这种短期行为必然给企业带来严厉的惩罚。正因为如此,首钢职工自觉地将承包初期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留利中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的分配比例4∶3∶3改为6∶2∶2,这就证明承包制已经形成一种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比例的机制,从而确保企业实现自我积累。首钢的“承包为本”,通过承包制逐步落实了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有的权与利,这就为大中型企业提供了一条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之路。
依靠“职工为本”的力量
首钢改革的成功之路,还在于依靠“职工为本”的力量,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区别就是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不同。前者职工是雇佣劳动者,后者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首钢职工在经济上参加利润分配,又承包责任指标;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在生活、福利的管理上享有自治权利。这些权利,都有相应的制度保证。
全员承包制。一方面把企业向国家承包的责任指标,分解为多种技术经济指标,连同技术、业务工作任务和相关的协作关系,层层分解,包到厂矿、处室、车间、班组和个人,建立了23126个岗位责任制。另一方面,实行岗位工资制。企业实现的利润,一块上交国家,一块作为企业留利。留利中的工资奖励基金,通过浮动升级、挂率工资和月奖分配到人。这就是职工参加企业利润分配的具体形式。首钢全员承包制还规定,只有完成首钢全公司利润指标,企业才能留利,职工才能增加工资,分得奖金、福利。这种利益纽带把首钢职工组成为一支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产业大军,成为完成国家任务和实现企业目标的可靠保证。
企业民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是首钢的最高权力机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工厂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行使其职权。工厂委员会正副主任和总经理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报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实行民主监督制度。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监督检察各级领导人员、专业人员以及各部门职工执行职代会和工厂委员会决议的情况;并受理职工的投诉。职工生活、福利实行自治制度,职代会选举产生生活、福利委员会,负责自主支配和使用集体福利基金。首钢用经济利益和政治民主的纽带使企业职工紧密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在企业内部形成既有民主,又有纪律的政治环境,企业党委具有威信,企业领导班子具有权威。这一切就是首钢完成各项任务的力量源泉。
首钢经历13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之路,它从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迅速发展成一个技术先进、管理科学、实力强、效益好、贡献大的特大型企业。在国内,有35项经济技术指标首钢位列第一。有7项经济技术指标,首钢居世界领先地位。按可比口径计算,首钢的净产值劳动生产率已进入世界第一流水平。
首钢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提供了一种范例。中国如能有更多的像首钢这样的特大型企业,社会主义制度就有了更坚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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