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李士坤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对于解放思想、加深改革开放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唯物史观亦是重大发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通过社会革命，打碎了旧生产关系的桎梏，使受其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所以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它既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根源，也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阐述，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有没有一个被束缚的问题，即存在不存在仍然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研究和考察，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如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即基本适应，又有矛盾，而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比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个思想一直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不论是什么形式的）都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不存在、也不会发生束缚生产力的问题，即使有矛盾也是次要的，也只是个调整问题。使得人们不懂得或者说不敢去思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样的问题。改革前20年，曾多次明显地、突出地暴露出我国当时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情况，有时这种情况甚至可以直观，几乎人人都感觉到了，如公共食堂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等等，但由于受基本适应、适合是主要的思想的禁锢，这些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经济制度，有的很长时期才改变，有的一直得不到根本的变革。回过头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很慢，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理论上、思想上的束缚不能说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至今仍在影响着一部分人，影响着改革的深化。其实，社会主义社会，特别在其初级阶段存在不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即存在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应当根据我国社会实际去具体地加以研究，而不应简单地照搬或拘泥于本本并从中寻找什么现成的答案。从我国实际来考察，1949年的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即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的确是解放了生产力，因而促进了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飞快的发展，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使得破产了的旧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出现了1953—1956年这一前30年中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做法上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但在根本路子上是沿着前苏联模式走的。自那以后，我国经济制度就已经出现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当然，也存在适合和促进的一面。但在理论研究上，总是对后者强调过多，对于前者基本上是不认识、不承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种习惯。谁若是触动一下这种僵化的东西，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则被看作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着眼于我国经济制度对生产力束缚的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农村，革掉了人民公社制，代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城市，革掉了完全的、单一的公有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允许开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等等；在管理体制上，革除了以往那种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这一切尽管还正在进行，还有待于深化、完善，但它的确已经使而且还正在使我国经济制度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谁都不会忘记，个体经济、三资企业、市场等，这些都曾一度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加以拒斥。然而事实最有说服力，也最能使人清醒，正是实行了这些改革，从1978—1988年这十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其中后五年共创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中国这块地，十多年前是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吃肉要肉票……，而且全国有不少地区的人民还吃不饱、穿不暖。而今，我国虽然尚属不发达国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们放眼全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鼓舞，社会商品充足，品种花样繁多。建国40多年来，中国社会何曾有过如此兴旺的景象？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所有中国人这样一个真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唯独改革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原因就在于改革的实践深刻地教育了人们，折服了人们。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如实地承认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思想上、认识上又一次深刻的解放。过去，我们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仅仅同过时的剥削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这固然是正确的，但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但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它的一切方面、所有经济形式和手段都是过时的，都是全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方面仍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如许多科学的、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过去仅仅把它与促进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机械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全面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从未考虑过它对生产力束缚的问题。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客观、不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它的许多具体制度（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未必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其中有些则显然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必须这样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能正确理解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跟政治革命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在发生的原因和最终目的方面则是完全相同的，即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在理论上重大意义之一是丰富了唯物史观，它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贯彻到底。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变为生产力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便到来了的思想，是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提出来的。可是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把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规律仅仅局限于阶级社会，似乎社会革命的问题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存在社会革命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对社会革命含义的狭隘理解所造成的，以为凡社会革命只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确还没有在这方面提供新的经验和材料，即尚未出现一种在动因和根本目的上与政治社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社会运动形式。正是这个缘故，以往的理论研讨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必然引起社会革命的理论，阐述往往是不彻底的，好像这个理论只适用于社会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便不适用了似的。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革命，从理论到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这个理论一以贯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推动它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情况仍会发生，这就必须通过改革这种形式去加以解决。这种改革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发展和深化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