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掌握我们的法宝——评述党的十四大的历史功绩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紧紧掌握我们的法宝
——评述党的十四大的历史功绩
本报记者　艾丰
人们说，如同党的七大的历史功绩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党的十四大的历史功绩则是确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四大，即使没有开幕的时候，它在我国发展史上的方位，就已经是确定了的。
现在，当江泽民同志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用洪亮的声音宣读党中央报告的时候，这次大会的丰富内涵，就更充分地展示在国内外人士的面前。
十四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也许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回答。
两个七次大会：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偶然的巧合中，常常包含着伟大的必然
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的愿望有千条万条，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有十种百种，概括起来，无非两条：
一条是“翻身”；
一条是“富裕”。
从党的成立，经过七次代表大会，我党在领导人民“闹翻身”的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完成了认识上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个抉择，不仅建立在对以往曲折的正确总结上，而且建立在从1935年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之后胜利实践的基础上。
建国以后，又经过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我党在领导人民“求富裕”的问题上，继续走自己的路，完成了认识上的第二次伟大飞跃，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这个抉择，同样不仅建立在对建国以来曲折道路的正确总结上，更建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胜利实践的基础上。
诞生71年的中国共产党，召开过14次全国代表大会，恰好分成了两个七次，完成了两个飞跃。
我们的党要领导中国人民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威力最大的法宝。正在进行的十四大表明，我们党已经把这个法宝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十四大总结十四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既促成又检验了这个伟大的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导，又成了过去14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
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在迎接十四大的日子里如此欢欣鼓舞？为什么参加大会的2000多名代表如此振奋？因为每个人都亲自尝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硕成果。
不消说那持续十多年的近9％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消说群众收入增长了一倍多的生活提高，不消说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6位的追赶趋势……这已经都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最动人的是生活感受。
“多了！”东西多了。一直生活在短缺经济下的人们，第一次尝到了“买方市场”上消费者扬眉吐气的滋味；
“好了！”吃的好了，穿的好了，住的也比以前好了。那么多的花衣服、冰箱、彩电、高楼、汽车……好像是冒出来的；
“快了！”“深圳速度”快，乡镇企业崛起快。
“开了！”国门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想也打开了！
“变了！”14年前没有的、现在有了的新东西，谁能说清有多少！14年前没有的、现在有了的新观念，谁能说清有多少！
就在十四大的前夕，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高层国际经济研讨会上，一位亚洲国家的前首脑说，中国在21世纪可能真的成为一条龙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一位驻京记者发回去的报道说，中国要成为亚洲出现的“第五条龙”。当然，也有人并不作如此乐观的估计，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引人注目的“谜”。但无论如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连曾断言共产主义已经“大失败”的人也不敢否定。
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一段中国人特别卖力气吗？是的。但过去有的时候卖的力气不是更大吗？难道这一段中国人的“运气”特别好吗？也不是。这个星球上变幻莫测的风云并没有绕开我们的神州。
最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人掌握了特有的法宝——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去，我们把商品经济看成“魔鬼”，现在，法宝把“魔鬼”放出来为我们“推磨”；过去，我们认为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现在，法宝让社会主义坐上“市场”快车；过去，我们也说过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今天，凭这个法宝，我们才真正获得了入学证；过去，我们把许多人类的创造盲目地划归给资产阶级，现在，这个法宝使我们的眼睛亮了，啊，那些好东西原来也可以属于我！
这14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聪明了多少啊！因为我们有了法宝！
三本光辉的著作：一套完整的体系，一个严密的逻辑，一部行动的指南有人曾不无讥讽地说，中国的改革没有理论，至多有个“猫论”，再加个“石头论”。是无知？是偏见？还是什么？
打开邓小平同志的三部代表性著作：《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展现的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命题，是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先正式提出的。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以后经过十三大的发展，这次十四大报告中，则把这个理论内容更精确地概括为9条。
从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以特有的简练，围绕着“强国富民”这一主题，展示着朴素的逻辑：
——革命胜利后，中国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基本国情是什么？
他亲自主持起草、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准确的概括。
1984年10月26日，他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的时候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300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国。”
——在这个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心任务是什么？
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他就说：“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后来就是在“文化革命”那样险恶的条件下，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时，他仍然是把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放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他再次被打倒。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用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理论来提高人们抓经济的自觉性。
1978年9月16日，他在吉林视察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1980年2月29日，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
1987年4月26日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也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地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靠什么顺利完成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
最精辟的概括是他在1979年3月30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来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随后更指出，“四项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为此他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9月，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989年6月16日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附庸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怎样才能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
那就是改革开放。这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色。
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时，就谈到了改革的问题，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新的革命。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样的概括，今天看起来，仍然是那样全面和深刻。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又讲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1980年5月31日，他做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热情肯定我国农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造。
同年8月18日，又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根据他一系列讲话精神起草并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如他评价的：“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1992年春天的南巡谈话更是对改革开放作了全面的创造性的论述，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如何推进和实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同样，他做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如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胆试验，不作抽象的争论，在实践中解决不同看法的“发明”，等等。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建树，不是在书斋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熔铸出来的。因此，它必然是和群众血肉相联的，也必然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若干“第一次”：新时代更需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
党的十四大报告说：“不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更要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1978年12月，他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勇气，实现着自己的言辞：
1977年5月，他针对“文革”风行的“臭老九”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年12月，他第一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1979年4月，他第一次提出可以划一块地方出来，叫做特区。7月，广东省提出搞特区，他立即表示赞成。
1980年8月，他第一次提出了“开放”这个政治名词，在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时候，他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1982年9月，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他说，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收回香港的主权问题。
1983年6月，他又说，台湾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解决。
1985年10月，他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方面的新观点，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代表团时，他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他更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从而为破天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铺平了道路……
哪怕只是极其简要地回顾了这一切，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在这个集体的创造中，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一定学好用好这个兴国之宝、传世之宝
邓小平同志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伟大的儿子而自豪。
近代史上饱尝不幸的中国人民，总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曲折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
不是说一切都好了，一切困难都没有了，一切问题都研究充分了，不是的，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指明”。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百年不动摇！”
党的十四大发出的最强音，一定会唱成一支响彻世界东方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