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话春联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节话春联
谷向阳
银羊奔驰报捷去，
金猴奋起迎春来。
猴羊来去，岁序更新。此副春联像一首辞旧迎新曲，伴随着我们欢庆“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新春佳节。
五风十雨皆为瑞，
万紫千红总是春。
似一盅春酒，清醇甘甜，沁人肺腑，因为迎面扑来的是瑞气，是吉祥，是春意，是希望。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宛若一副春到还寒的报春图，美的意境，美的内涵，牵动着人们美的情思，又延伸着人们的想象。
勇做神州万代描春手，
甘当华夏千秋创业人。
像号角，促人为四代建设奋进，催人为祖国振兴出征。
一副构思精巧、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春联，总以自己独具风采的个性和强烈的艺术魅力，使观赏者留连思索、品味再三，从中获得精神的鼓舞，美感的享受和灵魂的陶冶。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张贴春联，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无论从广大的城乡，还是遥远的边陲，那朱红的春联总是遍及千门万户百姓家。尽管风格各异，内容不同，异彩纷呈，但都各自寄托着祈祥纳福的愿望，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反映了对美学的执著追求，同时也积淀和焕发着华夏的文明。
春联，属于对联（又称楹联）家族中诞生最早的一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像其他文化艺术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具有悠久的历史。
春联起源于扎桃人、书桃符。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就有这样的记载：上古时期东海度朔山上有一大桃树，弯曲伸展三千里，一直到东北方的鬼门，即派“神荼”、“郁垒”兄弟二神把守。见有害人鬼妖，便用苇索捆去喂虎，以保无虞。于是，黄帝作礼，在腊月除夕或元旦日，在门上立大桃人，画上“神荼”、“郁垒”的形象，以避鬼凶。后来人们在悬于门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即桃符）上，书写“神荼”、“郁垒”两武士的名字，以期镇邪。这种做法，也许就是中华先民遗作的一种文化图腾。
像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春联也同样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先人们改画神像为写神名，即在“统一”的道路上实现了一个飞跃，成为以后春联的雏形。随着魏晋南北朝骈体文和声律学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唐代律诗的兴起，为春联的独立成体创造了条件，题桃符的内容逐步为音调和谐、对仗工整的联句所代替。
作为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春联究竟发端于何时，众说纷纭。据文字的记载，我国第一副春联即出于五代时期后蜀王孟昶之手。《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载，宋灭蜀的前一年（公元964年）除夕，孟昶命学士辛寅逊撰词，题桃符。孟昶嫌其词非工，遂亲自命笔云：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上联中的“余庆”，就是后蜀降宋的第二年（公元965年），宋太祖派往管理成都的亲信吕余庆；下联中的“长春”，则是宋太祖后定的诞辰节名。
“春联”一词，出现在明初。清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诣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一道圣旨，就把“题桃符”变成贴春联，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推广到百姓门户。他还“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发现一家阉猪者未贴春联，遂命人取纸墨，亲自挥毫题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是一副立意新颖、幽默通俗的春联，又是一副切合行业特点的店堂联。皇帝提倡，上行下效，贴春联习俗便蔚然成风，使对联得到空前大普及。清朝的几代皇帝大都向慕华夏文化，栖情翰墨，雅好对联，并身体力行倡导推广，涌现出一大批对联大家，几十种对联专著相继问世，对联的发展达到了繁荣和鼎盛。上至皇家宫苑、官邸衙署，下至黎民百姓、三教九流，都乐于悬挂春联，以表达各自的意志和希冀。它既可高悬于大雅之堂，又可张贴于茅屋之中、柴扉之上。春联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与民众紧紧相依，息息相关，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最普及、最广泛、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它早已冲出亚洲，走上世界，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对联，正在勃勃生机中走上振兴。中国楹联学会的建立，《对联》、《楹联报》的创办，为楹联学理论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每年的各种征联活动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多成为人们春节的热门话题。以中国对联、对联故事为内容线索的十五集电视连续剧《联林珍奇》搬上了屏幕，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联吸引着群众，群众呼唤着对联。
春联以它得天独厚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广涉人间大舞台，在中国文学史上，必然占居一席之地，在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中，永远散发着诱人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