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不因祸福避趋之——回忆黄克诚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苟利国家生死以　不因祸福避趋之
——回忆黄克诚同志二三事
朱鸿　谢冰岩
“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一名言可以作为黄克诚同志不避艰危，不计祸福，执著地坚持真理，为革命事业尽瘁一生的一个方面的写照。是什么力量使他形成这样的品质，产生这样的行为？我们以为，根本是由于他全心全意地为着人民，为着共产主义事业。是这种精神主宰着他的立身处世，指导着他的思想言行，决定着他的情怀趣味，塑造着他的道德风格。
一心想着人民
黄克诚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饱尝旧社会的艰辛。他的姐姐就是因为生活绝望而自缢身亡的。苦难的煎熬在他心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播下了对劳苦人民同情、热爱和对压迫、剥削人民的旧世界仇恨的种子。但他开始时还只是想独善其身，做个淡泊明志的人。后来在被称为“南学津梁”的衡阳第三师范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他从苦闷消沉中变为立志为国家社会找出路。他从当时流行的种种救国主张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就坚定不移地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
他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在战争年代，行军中不管怎样忙，每到一地总要找群众作调查，或派人调查，写材料给他看。在被罢官后，他常悄悄到郊区察看庄稼的长势，找老农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直至后来偃卧病床，他还是准时收听广播，听读文件、资料，找人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听到哪里有灾情，就让秘书打电话了解情况，问群众有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一心想着人民，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就是黄克诚同志所以能党性纯、骨头硬、品格高的根基。
高　瞻　远　瞩
黄克诚同志一向多思，常常提出别人所未及想的问题，而把工作做在前面，制先机之利。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向中央提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立三路线”确定“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攻打中心城市，许多人都兴高采烈，踊跃响应，黄克诚同志却看到敌我强弱悬殊，城市党组织又遭受破坏，认为靠现有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以卵击石，于是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信，并和上级的一位同志作了激烈的争论。以后攻打赣州时又提出反对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
在国共合作，红军实行改编时，有的同志只看到好的地方，黄克诚同志却看到部队里军阀习气在滋长，发生许多问题，因而在检查工作后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经领导同意，他奉命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的名义起草向中央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这一重大改革对保持我军优良传统作风有重要意义。
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团结抗日的时期中，黄克诚同志与党中央的看法一样，认为蒋介石是下了“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决心，一场反人民的战争将难以避免，所以积极注意积蓄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南下华中时，他带的部队才2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就发展到7万多人。因此他一接到要他率部进军东北的命令，就迅速出动3.5万人北上，同时仍留下3.5万人坚持原地区的斗争。
黄克诚同志对待问题，习于多从坏处着想，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周到些，因而能做到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率部去东北时，传说日军在那里留下武器、物资很多，随便可以拿到，上级曾要部队把武器装备留下交给地方，到东北后再改装新武器，他却认为这种说法不能轻信，而且情况瞬息万变，万一拿不到武器，遇到情况怎么行，因而决定武器不能不带；又考虑到东北后即进入严冬，决定要筹集好棉衣带上。后来到东北后情况果如所料，他的下属部队都说幸亏原先做了那样决定。
黄克诚同志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认真地吸受下来，成为指导以后斗争的宝贵财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AB团”斗争曾犯扩大化的错误，造成很大损失。这一教训黄克诚同志牢记在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对于要搞“抢救运动”，他就持怀疑态度，但又不敢不信，经过认真试点考察，证明这样搞出的坦白和检举的人是假的，因而确定不搞“抢救运动”，从而保护了大批干部免遭“逼供信”的危害。他的上述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深远的眼光和见识。
甘冒危难　为真理而斗争
黄克诚同志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使他遇到什么问题，听到什么说法，接到什么指示，都要认真用脑子思考、审察，看是不是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这样的思想、习惯，是在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思索革命失败的教训而形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这个认识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又使他对重大问题有了意见就要直言不讳地向组织提出，而不顾讲了是否会得到同意，是否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他觉得不讲出来对不起党，心里不安宁。他不能容忍看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不去制止、反对，也不能容忍看着党和人民利益所在而不去维护、力争。在他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会议时，已经知道彭德怀同志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问题写了提意见的信，信被印发大会，意识到就要开展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可是他上山以后仍然慷慨陈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后来他自己也受到批判，一些同志劝他“站过来就行了”，他却一再谢绝，不愿意搞“反戈一击”，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呀”，“我没有石头”。甚至当毛主席找去谈话时，仍然不见风转舵，也不表白自己对毛主席一直是深怀爱戴、景仰的，而是针对毛主席给他戴的帽子一项一项地据理力争，说自己并非如此。……他一生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打击、撤职、降级先后有十次，但他始终不改坚持真理、刚直敢言的风格，依然是执著地坚持其所是，而顽强地反对其所非。
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黄克诚同志从几十年的经历中建立了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和深厚感情，即使在错误批判、打击的情况下也没有动摇。而当听到有人对毛泽东同志作出不恰当的评论，社会上一度出现许多模糊认识时，就深感不安，他撑着病躯，根据中央的原则精神，和自己的见解，勇敢地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抓住了人们心里的问题，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说明毛泽东同志怎样在中国革命的每个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怎样和党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而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又怎样使革命遭受损失挫折。实实在在的事实使人们感到非常亲切、信服。特别是由于黄克诚同志近20年遭遇，吃过许多苦头，却不计个人恩怨，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更增加了讲话的说服力、感染力，使许多人受到很大感动。
有人奇怪，为什么黄克诚同志在过去挨整的时候敢于向毛泽东同志面谏廷争，而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却又这样为他说话？黄克诚同志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而千百万人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才是值得挂在心上的大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黄克诚同志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他的感人的风范和话语却深深记在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