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怀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雪枫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文武兼备智勇双全”
——怀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雪枫同志
张震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彭雪枫为我军33名军事家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所作的崇高评价。彭雪枫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从此投身于大革命洪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曾任红三军团师长、政委，江西军区代司令员、政委，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参加了两次进攻长沙、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在战役战斗中屡建奇功，被誉为中央红军中“优秀的青年将领，模范的政治委员”，曾荣获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红星奖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历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后为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在华中敌后担负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彭雪枫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努力学习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动员和进行人民战争、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加强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建设、建立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特别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9月，是彭雪枫诞辰85周年，也是他英勇殉国48周年，我们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要很好地研究和继承他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军事理论遗产。
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1930年，彭雪枫受党组织派遣，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广泛的战争实践使他深刻体会到：人民群众是进行战争的基础，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来自民众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深刻领会到我党我军的军事战略转变，较早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他应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之邀，赴山西大学作游击战争问题的讲演，着重指出：“目前抗战的局面下，发动民众进行广泛的游击运动，配合主力与敌进行持久战，是我们的急务。”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防御中的进攻、弱者中的强者、被动中的主动等战略问题的辩证关系。
1938年2月，彭雪枫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肩负经略中原的重任，赴河南省委主持军事和统战工作。他经过调查研究，于6、7月间连续撰写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论在敌人后方工作》等文章，从整个抗日战争战略全局的高度，卓有预见地回答了河南地区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他提出：把河南及其临近各省的千百万民众动员起来，是进行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根本环节；要通过各种组织，聚集民力，形成“一声呼喊，万山响应”的浩大声势；要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把各种斗争形式密切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的正确方针路线，为开展河南敌后游击战争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1938年9月，在中原告急，武汉即将失守的情况下，为创造苏鲁豫皖边新局面，彭雪枫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电令，率游击支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出发东征，与地方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师西华县杜岗，后又渡过新黄河，首战窦楼，展开于豫东皖北沦陷区，打击日伪，平定匪患，恢复生产，安定民心，使广大民众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在广泛动员组织民众的基础上，组成了县、区、乡各级各种形式的地方基干武装，从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三万余人的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近12万之众，形成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发挥了党政军民总体力量的强大威力，在淮北地区掀起了波澜壮阔、军民一体的敌后游击战争。
开辟与建设巩固的敌后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主要是依托偏僻山区与湖浜等有利地形，建立与发展根据地。对于在平原地带进行游击战，建立大块根据地，尚缺乏实践经验。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有些同志担心平原没有依托，游击战争难以开展，思想上有疑虑，个别地区行动迟缓。彭雪枫则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非凡胆略，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在中原敌后白手起家，艰苦探索，排除万难，创造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之一。
彭雪枫把人民战争思想与开展敌人后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阐明了在河南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任务、作用及发展道路等。他在《论在敌人后方工作》一文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游击区，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建立抗日政权”。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彭雪枫认为，敌后根据地既是游击队的“后方”，又是游击队的“进攻出发地”，既是影响与指引广大民众的“灯塔”，又是我军将来实施战略反攻的“战略基地”。他提出了建立“卫星群”式的游击武装与敌后根据地的战略设想，使主力部队可以在根据地休养，准备待机打击敌人，同时依托“卫星群”式的根据地，繁殖新的游击队，积极向外扩展，缩小日寇的占领区，把敌人围在点与线之间，而后集中力量铲除这些点与线。
彭雪枫将开辟敌后根据地的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在豫皖苏边平原地带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河南地区游击战争的指示，于1938年9月即提出在豫东、鄂北、鲁南、皖西北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的建议，认为这不但能迅速发展自己，而且能起到牵制日军沿大别山脉西进的战略作用，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随后，他迅速将工作重心由豫西向豫东转移，奉命东进后汇同地方党的力量，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将游击武装发展到1.7万余人，并建立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党中央、毛泽东曾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指出：“在豫皖苏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很对的。”“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
由于豫皖苏边区处于华中斗争前沿，从这支部队进入敌后之日起，就一直面临日伪军连续不断的“清剿”与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与进攻。1940年6月，党中央为增强华中抗战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决定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华中。彭雪枫坚决遵照党中央、中原局确定的“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两次整编部队，调整部署，积极完成反顽斗争准备。1940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彭雪枫从华中、华北斗争的全局出发，勇挑重担，建议坚持豫皖苏边斗争，表示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放弃现有阵地。1941年春，当日寇发动豫南战役之际，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华中局指示，率部向西挺进，收复失地。当战争形势突变，七倍于我之顽军向我大举进攻，又被迫率部进行了三个月艰苦的反顽斗争，完成了阻止反共军东进北上的战略任务，有力地策应了苏北、山东地区的斗争。随后根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命令，组织实施了向皖东北地区的战略转移，并带领新四军第四师部队执行巩固发展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任务。1944年8月，为粉碎日寇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执行党中央、华中局向河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彭雪枫奉命率部进军津浦路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经过6年的艰苦奋战，淮北根据地从一块到多块，从小块到大块，成为包括永城、肖县、宿县、怀远、睢县、杞县、太康、睢宁、泗县、灵璧、盱眙、凤阳、嘉山、五河、宿迁、淮安、宝应等30余县，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全国19个著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这块根据地跨津浦铁路两侧，洪泽湖东西，西望豫鄂陕，东控江淮平原，扼津浦、陇海交通大动脉，是我军发展华中的西部屏障，争夺中原的前进阵地，联接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枢纽。它的建立与巩固，不仅对抗日战争，而且对后来的解放战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创造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彭雪枫在红军时期经常率部披坚执锐，斩关夺隘，迭挫强敌，以能打大仗硬仗而著称，同时，他也善于根据战争任务、条件的变化，组织开展敌人翼侧与后方的游击战争。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着深刻的体会。1934年，他曾撰写《八角亭战斗的教训》、《一个小的战斗许多大的教训》等文章，结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出：在目前敌人实行所谓“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在运动中才是我们歼灭敌人的最好时机。
1938年7月，彭雪枫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结合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经验，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认真探索。他在《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一文中提出：“在目前应加以研究的，即关于平原游击战问题。”并从群众条件、地形情况、敌人部署、我军战术以及作战双方的编制装备、部队结构等五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对当时我党我军极其关注的游击战争新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此后，彭雪枫通过在豫皖苏边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继续不断研究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先后撰写了《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述略》等文章，深刻分析了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的基本特点，总结出一整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他虚心学习华北等地区的斗争经验，结合豫东、皖北平原的斗争情况及其特点，灵活地加以运用并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彭雪枫又及时提出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不断向新水平发展的问题。1941年，他在总结津浦路西反顽斗争经验时明确提出：“我们今后不能只打游击战而不组织运动战，或者只进行运动战而不打游击战，应该多多注意组织运动性的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战”，“今后应向这个方向发展”，“使我们在战术上提高一步，向上一步，前进一步”。他根据地区、条件、部队和作战对象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关于分散游击与集中歼敌的作战指导原则，打游击战、运动战与必要的阵地战灵活运用于华中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之中，在粉碎日伪扫荡与国民党反共军的挑衅性进攻中，创造了许多成功范例。
此外，彭雪枫不仅创建了一支活跃在中原敌后的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民兵，而且总结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建设理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建军的首位，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为部队建设的根本；他同样重视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注意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强调要“在战斗中整训，在整训中战斗”，“整训是战斗的预先准备，战斗是整训的实际演习”，要把课堂、操场、战场三者联系起来；他极其重视培养部队优良作风。提倡部队和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好学不倦、积极进取的精神。既严格管理部队，又注重创造生动活泼的局面，养成良好的工作秩序，严整的军容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彭雪枫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勤奋好学，忘我工作，光明磊落，顾全大局，机智勇敢，缜思断行，因此，根据地人民称他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军事家，党中央赞誉他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新四军第四师在中原敌后也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早在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就从事过统战工作。1936年9月，他随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联络。1936年11月，他又奉命携带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太原、绥远等地，负责作阎锡山、傅作义的统战工作，经过多方斡旋，使他们接受了我党抗日主张，不与亲日派何应钦合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继续进行了大量统战工作，以配合开展敌后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与阎锡山具体商定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军路线、战略任务及供应补充等，保证了我军顺利进入山西前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彭雪枫奉命到达河南省委后，传达了党的统战政策，解决了执行统战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并亲自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疏通关系，逐步改善了工作环境。在进军豫东、创建敌后根据地过程中，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大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并一度与何柱国、马彪等国民党正规部队保持了良好关系，还根据当地情况，团结改造了封建会门武装和绿林武装。彭雪枫提出，“工作策略上的唯一原则是使敌人的敌人越多越好，使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他起草的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的经验报告被中央军委转发给各个根据地参考借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广泛，包括各种不同方面、不同对象，彭雪枫在统战工作中，善于运用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原则，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反共顽固势力，他始终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他认为，在发展时不要忘记斗争，不能放松警惕，在破裂时也不能一打了之，放弃争取的机会。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部队中一度出现了战争既起、统战遂告结束的错误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彭雪枫严肃指出：该打的还是打，该争取还是争取，只有打破敌、伪、顽的一致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山子头保卫战中，他遵照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指示，既坚决打击又讲究策略，协助陈毅军长捉放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有理、有利、有节，使我军在敌后复杂的三角斗争中始终处于政治主动、军事有利的地位，显示出高超的斗争艺术。又如对于中间势力，则进行诚恳的争取工作。1939年春，敌后抗日形势紧张，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发生动摇，彭雪枫耐心地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抗战政策和坚持敌后根据地的决心，尽一切可能挽留他们。当豫东国民党驻军宋克宾、蔡鸿范等出走华北之时，当即决定撤出派往这些部队做统战工作的干部，独立坚持敌后抗战。
彭雪枫在敌后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坚持“三三制”，组织边区参议会，实现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边缘区和游击区，则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采取“两面政权”的形式。即从敌伪的一面政权，逐步改造为“白皮红心”式的政权。他强调指出：“在政权中需尽可能吸收当地人士与两面派分子作过渡，在近敌区域应着重争取伪军伪组织，并布置两面派分子成立缓冲地带，以便新地区之稳定。”这是彭雪枫对党的策略的成功运用，对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夺取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彭雪枫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要建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在斗争实践中撰写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论著，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