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长谷川先生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

怀念长谷川先生
张云方
在中日两国隆重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金秋时节，每每脑海里浮现出一副笑靥长驻、和蔼慈祥的日本朋友的面孔。这位日本朋友就是长谷川先生。
长谷川先生原是大阪朝日放送（广播）公司的采编干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长谷川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专致于中日友好活动的抉择下定后，他辞去了“朝日放送”的工作。
1978年深秋的一天，长谷川来到东京，告我有要事相商。因我结识长谷川得助于当时任《朝日新闻》编委的秋冈家荣先生，长谷川投身于中日友好事业，也是秋冈的影响所致，于是，我又邀了秋冈先生。我们三人在东京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间坐定，没等饮料端来，长谷川便兴奋地告诉我，经过筹备，一个从事中日教育交流的组织将在大阪宣告成立。他说，周总理生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无疑是教育。他正是有感于此，才下决心组织中日教育交流的。他还说，本世纪初叶，中国赴日留学者达万余人，周总理、鲁迅、郭沫若、秋瑾、吴玉章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东渡者，中国革命的兴起以及日中友好的今天，不能不说和那一时期的教育交流有很深的关系。可是，今日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不足百人，到中国深造的日本青年亦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分手时，长谷川突然问我：“目前，称名交流会的组织太多，日中教育交流会能否有个新名字？”我亦感到不无道理，可一时苦无好辞。想起几天前同乡会组织的恳亲会，不由得脱口说了句：“叫日中教育恳谈会如何？”不料，这竟被长谷川采纳了。就这样，一个专事教育交流的“日中教育恳谈会”便在大阪应运而生了。
翌年春，为采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好之船”，我先期来到大阪。长谷川将一份日中教育恳谈会的会刊递给我，并说：“如果可能的话，想请廖公给会刊题个词。”5月14日，在廖公出席日本关西地区欢迎友好之船酒会的那天晚上，我将日中教育恳谈会的情况向廖公作了汇报，并把题词的请求也提了出来。廖公爽快地答应马上题写，还亲切地会见了长谷川、伊智地等日中教育恳谈会的朋友们。那以后，日中教育恳谈会在长谷川的奔波下，日益红火起来。到1981年，他们已组织了大大小小十几次内容丰富的中日教育交流活动。1980年，长谷川组织了由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为首的日本教育访华团。1982年初春，长谷川再度率团访华，并带来了一些很好的设想。
1983年春，秋冈家荣先生访华时，我向他问起长谷川的情况。不料秋冈先生神色黯然地告诉我说：长谷川君好惨啊！如今他在京都的龙安寺打零工。我听完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秋冈先生叹了口气说：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那时，长谷川每天没早没晚地为日中教育恳谈会访华团的事奔波。一天下午，长谷川去银行提教育恳谈会的款子，也许是小偷早就瞄上了他，也许是他太疲劳，精神不集中，回家的路上，竟把几千万日元的一笔款子丢失了。这件事尽管惊动了警察，最终也是查无下落。为了不影响恳谈会和访华团的正常运作，他一咬牙，卖掉了父辈留下的、他和老伴赖以栖身的住宅。就这样，为了糊口和暂时有个居处，长谷川和老伴在花甲之年，双双走上了打工之路……这种悲壮之举，真是催人泪下。
这年秋天，在静冈县的滨松我见到了思念中的长谷川先生。他是特地赶来会我的。他面色有些苍白，身体更加消瘦了，还不时地咳嗽……望着这位怀念中的朋友，我一时语塞，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倒是长谷川君豁达，他笑着说：“我不是很好嘛！”说着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分别时，他把一支钢笔塞给我，嘱咐我为中日友好更壮丽的未来呐喊。拿着他用打工的血汗钱买来的笔，我再也止不住抑制了很久的泪水……
1988年我重访京都时，第一件事就是去龙安寺看望长谷川先生。但寻遍龙安寺，却不见他的踪影，向人打听，也没有结果，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倥偬岁月。一转眼，与长谷川阔别已屈指十载。长谷川先生当年期待的中日教育交流已有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子东渡留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日友好大潮的推动下，实现了中日交往史上第一次的天皇访华。在这秋菊金阳、友谊气氛浓郁的日子里，更令人百倍地怀念长谷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