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香港的不同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北京和香港的不同
（香港）郑子瑜
大约是一九八七年吧，王利器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来演讲，讲题是《试论以水浒说经》，讲辞虽短，却是言人之所未言。第二天，我到宾馆去看他，他说他想去逛书店，于是便和他一起去。先到九龙一家书局的门市部，利器先生一踏进门，便从书架上东找西找，找到了三本他的大著，放在玻璃柜上，并从衣袋里抽出了一张名片，交给那位伙计，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我就是王利器，这几本书是我所写的，销路还好吗？反映怎样？”真没想到那位伙计竟是那么不客气：“我只管卖书，不管什么王利器，你既不是来买书，我就只好将书收起来了。”王先生很有涵养，只是笑着走出店门。
于是我再带王先生到那家书局的编辑部去，编辑部在二楼，编辑先生们闻讯，赶快拥到电梯口来迎接，然后带领我们到会客室去。他们的态度诚恳而又亲切，对王先生恭维了一番之后，也对我恭维了一番。王先生的一肚子闷气顿时消失，连我亦“与有荣焉”。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到北京大学去参加受聘为客座教授的仪式。当天晚上，北大当局设宴招待我和莅会的嘉宾，北京外语研究所所长许国璋先生也在座。第二天，许先生设午宴邀我餐叙。我们四人走进一餐馆，已是座无虚席，找遍了全馆，才发现有一个桌旁只坐了两个人，于是我们便坐了上去。
这两位先来的“桌友”，短发挺胸，只是呆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一动。人生几何，今日能够凑在一起，也算是幸会，所以我很想和他们搭讪，以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但却提不出话题来。正在这时，许先生所定的菜，已是一碟又一碟地端到桌上来；可是，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位先来的桌友，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有如风卷残云，又恰似西风扫落叶，一碟又一碟地几乎将桌上的菜肴扫得精光了。二位“先客”正在愤怒不平的时候，许先生从皮箧里抽出一本大著《论语文》送给我。我翻开来一看，那封面上“许国璋《论语文》”的字样正对着这两位“先客”。大约出版社知道许先生的大名，为了销路，那“许国璋”三字用大号字，而书名《论语文》则小得不成比例；这两位“先客”一看，便知道送书人是“许国璋”，立即同时欠起身子，并频频向许先生点头，表示敬意，几乎要站了起来：“噢，噢，原来是鼎鼎大名的许国璋先生，我们读过您的英文课本也有许多年了，幸会，幸会！”刚才那愤愤不平的神态，不知已消失到哪儿去了，真所谓“化干戈为玉帛”，于是我们双方便很自然地交谈起来了。在言谈中，才知道他们是北京一家工厂的职工，对许国璋先生竟会如此的尊敬，于是，我对许先生说：“刚才在路上，谈到大著销路那么大，版税一定顶可观吧？您的答复是没有版税，只有稿费，而且稿费也并不多。现在看见读者对您这样的尊敬，也够您安慰了。”许先生只是莞尔而笑。接着，我把王利器先生在香港的所遇告诉他。
这就是北京和香港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