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子，城之子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短论

地之子，城之子
滕云
20世纪行将岁暮，对某些人该是世纪末情绪滋蔓的时节了。然而我们这里相反，举国洋溢的是世纪初情绪。文学也这样，仿佛21世纪已提前到来，人们于文学普遍怀着初世的期待。文学的新世景象中就有一点：近十来年，中国文学正在结束抒唱古典农业文明的最后一章，而展开着歌咏现代工业文明的第一章。我这里所指包括但不限于文学题材，更指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历史文化品格、人文文化品格从农业文明形象、乡村文化情感形象到工业文明形象、城市文化情感形象的动迁。
正如有研究者抉发过的，千百年来中国士人、文人与土地与农民有着深固的精神血缘维系，他们一代代承袭着农业文化和乡村情感的精神渗润，自觉不自觉地秉持着对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中国文学处处可见或处处深潜着农民的情感形式、农民的经验形式，传达着农民的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民族性格的负载者实际上是农民。“耕读传家久”，直到当代，有的新时期作家还在历史反思中这样告白：“毋庸讳言，我们却大都是小农经济的儿子。”“我们的重负不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在我们绵延数千年的小农经济。”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过程，也正是古老的乡村文明迅速解构其完整形态与稳固形态的过程。近10年来我国农民每年以千万人的速度离乡入城和往返城乡之间。9亿农村人口中至今已有1．3亿农村劳动力洗脚出田，务工经商。本世纪内还有2亿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转移。近年间我国农民职业非农化和离乡入城的速度与规模，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个别地域如深圳特区，今年内所辖农村就将全部城市化。诚然，无论富裕或贫困的农村，仍有数亿人口直接参加农业生产，或主要依靠农业生活，然而商品生产方式、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日益深入乡村、改造乡村，已成不可逆的趋势。文学为此所承受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评估，不过有些迹象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代文学正关注着古典农民的终结。近年所谓农村题材文学所写的，正是这最后的一个农民，以及第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农民——他仍然带着农民的情感形式经验形式，又已在蜕变为打工仔、打工妹，蜕变为商人乃至“农民大亨”“农民企业家”；
中国作家也在开始走出农业文明时代铸就的精神型态，探索着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催生的精神型态。一部分与农民、农村联系更深切的作家，特别是中、老作家，则依违于“土地理想”与“城市理想”的冲突和尚未交融的身不由己状态中。变革的时代、转型的时代，从各个方位要求着中国作家新的认同，呼唤着他们新的归属感；
农民依然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主要负载者。可文学也在探寻着民族性格传承与新生的新典型——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民族性格新的负载者的典型：科技专家，厂长经理，城市机关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与平头百姓市井细民……
中国文学过去是“地之子”的文学，现在面临“城之子”的文学了，对作家来说，这不只是社会依存位置的转换而已；对文学来说，更是新旧历史文化形态与人文文化形态的转换。这转换是立足现实并朝向未来的。
转换带来方生的欣悦，也带来方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可这难道不正是文学的初世光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再过几年，就真的要进入新世纪了，我们的作家与文学，对此该如何思考如何运作呢？
（作者单位：天津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