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蓝天之上，魂系彩云之巅，为了民族，为了未来，拚搏、奋斗、奉献、牺牲——一代航天人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志在蓝天之上，魂系彩云之巅，为了民族，为了未来，拚搏、奋斗、奉献、牺牲——
一代航天人
郭培华
火箭腾空的辉煌景观，许多人并不陌生。特别是今年8月14日清晨，威风凛凛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将澳大利亚通信卫星送入云天的壮丽图画，更是令人难忘。然而，这辉煌的一刻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代航天人又是怎样用热血和生命写就这辉煌篇章的呢？
托　起　辉　煌
在北京，以紫禁城为标记的中轴延伸线上，坐落着我国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全院共有职工2.7万余人，科技人员1.2万名，共产党员占1／3强。35年岁月，千万个航天人用他们研制的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20颗用途不同的人造卫星，浓彩重墨地写出了共和国灿烂的航天史诗。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沈辛荪，副院长、长二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于龙淮等航天专家，清楚地记得他们从1959年建院奋战“东风一号”火箭，到今年成功发射“长二捆”运载火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每研制一枚火箭，都要闯过理论、设计、生产、试验和发射五大难关，还有不可言喻的压力关、风险关。就拿研制“长二捆”来说，它包括总体、控制、动力、结构、遥测、外测、地面设备等诸项大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其中任何一个部位，研制中哪怕出现丁点儿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火箭发射的失败。可想而知，航天人若不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准则，是不能胜任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的。
今年8月12日，“澳星”发射之前，一名试验队员发现火箭二级储箱内传感器上少了一个浮子。发射在即，找不到这个浮子，就无法加注推进剂，火箭发射就会搁浅。拆卸传感器，势必延误发射日期。千钧一发，总体设计部总体室主任刘竹生想出一个主意：浮子有磁性，不妨用指北针测试一下。一试，果然找到了沉在箱底的那个浮子，人们悬到嗓子眼儿的那颗心一下落了地。
共和国的航天史上，有多少次辉煌，便有多少次艰难。行家们知道，设计一枚火箭，最少要一年半到二年时间，而制造则需要三年。1988年底，院里下达了一个“不讲理”的计划：3个月完成“长二捆”设计，18个月送上天。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科学家们就像战场上的战士，真的以命相拚了。
“绝不能让研制‘长二捆’的列车，在自己手里晚点！”成了每一个航天战士的行为准则。科研大楼内，超负荷工作是设计人员的家常便饭；节假日在他们的辞典里悄然消失，“五一”节成了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办公楼变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困难再多，压力再大，时间再短，后墙不能倒！”专家们夜以继日地鏖战，如期完成了“长二捆”的设计任务。负责生产和总装工作的211厂也克服了极大困难，按时按质造出了我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这期间，他们共突破20项技术难题、126项新工艺，完成44万张图纸设计、8000多项数十万个零部件的生产和总装，5000余套特殊的工装的设计生产以及近300项地面试验。
火箭腾空的辉煌，正是一代航天人用生命和智慧托起的！
不落的太阳
面前这位50岁出头的女高级工程师，名叫曹丽君。她身材不高，体质瘦弱，已在航天战线默默奋斗了26年，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8年前，患结肠瘤动过大手术，腹部留下了半尺长的刀痕；前年夏季的一次抢险中，因连续几个小时奋战，呼进大量毒气被送往医院，从此染上“心肌缺血”的疾患。就是这样，她还是在身体有所恢复后返回工作岗位，投入了研究设计“长二捆”的战斗，就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压着将近200个工作日的换休假条。
担任总调度长的“老航天”梁子垣，几乎参加了各种型号火箭的研制和发射工作。他的四位老人，有3位是他在发射基地执行任务时去世的。
总体室主任、共产党员刘竹生，最挂心的是小女儿的高考。在家极有限的时间内，他抓紧辅导，督促女儿复习功课。当决定上靶场时，他像往常一样，没有犹豫就出发了。高考的那些日子，刘竹生只能在千里之外为女儿祝福。
在总设计师王德臣、总指挥于龙淮手中，有一份业务骨干名单，就像水泊梁山的忠义堂前刻着的名字，他们是：
副总师总体专家李占魁，副总师控制专家孙凝生，副总师发动机专家褚祥生，副总师地面设备专家周载学；总体和分系统的专家：李福昌、刘竹生、许中一、徐肇孚、张洪润、乔昌礼、余梦伦、程家培、许元卿、刘尚勤、杨德生、崔鑫水、张成铭、郑元熙、徐云锦、赵连贵、萨兆洪、余伦正；高级技师陆阿宏、陈立忠、总调度长梁子垣；技术协调人员朱维增……
这些人虽然胸前没有挂上金牌，但每个人的心底都揣着一颗不落的太阳，都有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无悔的生活
航天人和普通人一样，有对事业的追求，也有对家庭、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可是，航天，这个特殊的行业，特殊的岗位，铸成了航天人特殊的生活：快节奏、高产出、少悠闲、不奢求。他们中，许多人没有去过“烤鸭店”，没有吃过“肯德基”，没有进过歌舞厅，甚至说不明白什么叫“卡拉OK”。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懂享受、不会生活吗？不是，是他们肩负的使命太重要、太伟大了！在奋战“长二捆”的日子里，因为赶任务，有的年轻人放弃了一次次与恋人的约会，有的母亲忍痛将正吃奶的孩子锁在家里，有的无暇照顾卧病的丈夫……多少人忘了丈夫和儿女的生日，忘了尽妻子的义务。对工作，他们是出色的；而作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他们又是失职的。他们的生命、智慧与事业的车轮同转！
也许人们以为，造火箭的人，一定拥有最先进的机器，最理想的办公条件，最优厚的生活待遇，其实不是。总体室是火箭研制的喉舌机关。88名设计人员挤在几间简朴无华、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不足25平方米的计算机房，仅有9台设备，每逢赶任务，机房的灯光彻夜通明。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身体力行的始终是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论待遇，专家们的月收入不过二百几十元。“澳星”发射成功后，仅有少部分专家每人得到奖金125元，当有人言“太少了”时，专家们知道，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可以得到安慰的数字了。有位高级工程师，平时爱喝一盅酒，却只在航天部举办的“澳星”发射庆功会上，他才平生第一次喝到了“茅台”。
热血铸神箭
科学家们用心血和智慧描绘的蓝图，要由生产者去制造完成。担负生产重任的211厂的8000名干部和技术工人，同样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和奉献。
人们忘不了1990年7月13日那个不寻常的日子。因发现“长二捆”火箭助推器发动机舱有推进剂渗漏。院领导当机立断，下令排险。一支30多人的抢险队很快组成，由年过半百的共产党员、副厂长乔守棣担任队长。共产党员魏文举、陆阿宏两位老工人主动请战，冒着呛人的毒气进入机舱。烟雾弥漫的舱内还不足5平米，他们只能一人打灯，一人排故障。有毒气体遇汗水变成强度酸性液体，灼伤了陆阿宏的手腕，呛倒了魏文举。“快，快把大魏拉出去！”陆阿宏冲着舱外大声呼救。当人们将魏文举从两米多高的发射架转台上抬下来，只见他大口喘着粗气，吃力地抬起手，指着火箭说了声：“阿宏还在里面”，就昏了过去。谁知，这竟是魏文举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抢险仍在紧张地进行。全国劳动模范、共产党员陆阿宏这位半百老人，忍着被灼伤的疼痛，七进七出，舱内8个传感器他一人就换下7个。共产党员陈立忠、沈兴坤作为第二梯队跨进尾舱排险，陈立忠被毒气呛倒，送往医院。他看到中毒倒下的队员们陆续被送来，再也躺不住了，拔下氧气罩就往外跑，拦住一辆去现场的汽车。医生劝阻无效，只好随他同去。
夜晚11点钟，当化险为夷时，抢险队员陆阿宏、陈力忠等12人因严重中毒被送往医院，其中陈立忠等四人被发了病危通知。
事后，人们才知道，几天来，魏文举因基地高原气候的不适，正在闹腹泻。可是，当险情召唤他时，他隐瞒了这个情节，拖着虚弱的身子冲进发动机舱内……
211厂党委副书记李清河在谈到工人们为了航天事业作奉献时，充满激情地说：“他们将毕生荣辱、生命、血肉与事业溶为一体，无坚不摧，无难不上。这就是中国航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