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气息和生活脉流——读近年部分农村题材小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气息和生活脉流
——读近年部分农村题材小说
张德祥
宏观地看，近两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总体特征是“平”，能够引起文学界乃至社会注目的佳作和形象不多。但仔细披览，仍能从林林总总的作品中读出当今农村现实的五光十色，读出时代的气息和生活的脉流，平静中也透出一种平实。
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中国作家》91.3）写一位农村妇女何碧秋的告状过程，行文简约，故事真切，称得上是一篇难得佳作。一贯作风粗暴、专横成性的村长王长柱，打了何碧秋的丈夫，何碧秋问村长“是个什么说法”，要村长到政府去讲理，村长说：“我打他又不为私，我是村长，政府不帮我，下次听谁吆喝这村的事？”村长根本没把这位村民放在眼里。何碧秋气不过，不“扳平这个理”，以后着实没法作人，还要受人“污糟”。于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开始告状，由乡到县，由县到市，上上下下，曲曲折折，含辛茹苦，不计代价，官司总算打赢了，结果又出乎了她的预料。作家叙述的这个过程，平平实实，毫无玄虚跌宕之处，却人物鲜明，意味深幽，愚昧与科学、专制与法制、人情与公理在现实中缠绕交错。但重要的是，人在觉醒，万家的“理”借“法”得以“扳平”。从何士光笔下《乡场上》那位冯幺爸，到这位何碧秋，十年过去了，历史无疑向前迈了一步，冯幺爸当年挺起腰杆作证，已经不易，而何碧秋今天却要靠法律扳“理”，是否已经今非昔比？
当然，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村富了，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都摆脱了贫困，农民觉悟了，也并非所有农民都摆脱了愚昧。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青年文学》92.5）虽然叙述策略还不算高明，但对一山区小学的贫困简陋境况，描写如实。在大部分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些农村已经很富的情况下，这里仍然一贫如洗。在这里传播知识、传播文明极其艰辛，作品对几位乡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的生活苦衷与人生愿望的刻画淋漓尽致，有热望，有凄凉，有真诚，有伪饰。谭文峰的短篇《扶贫纪事》（《山西文学》91.9）也叙述了一个贫困的故事。柳坪村来了扶贫工作队，其成员之一小林，初出茅庐，涉世不深，面对贫困，焦首煎心，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调查研究、多方奔走，为柳坪村找到了一条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致富门路，并请来了技术员。但村民的保守、自私和狭隘硬使小林的一腔热血化为心灰意冷。贫困依然在这里驻留不去。值得注意的是，贫困依赖着愚昧，而这里的愚昧恰恰是因为过于“精明”，“精明”得愚昧。那么，脱贫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在《陈奂生战术》（《钟山》91.1）与《陈奂生出国》（《小说界》91.4）两篇作品中，高晓声继续观察陈奂生的行踪，并让陈奂生不可想象地飞到太平洋彼岸。高晓声毕竟是一位高手，对陈奂生已经了然于心，陈奂生无论走到哪里还是陈奂生。时代在变化，陈奂生也在努力适应，比过去自信了，但他有他的老主意，以他农民的眼光看美国，精明与愚昧只在一念之差，真诚与滑稽只在一纸相隔。陈奂生以“漏斗户主”登场，以“远游美国”谢幕，十余载，时代大潮的起落，无不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钱玉亮的中篇小说《冬至》（《上海文学》91．4）可谓一篇“温柔敦厚”之作，描画风俗，状绘世情，圆润恰切，不露声色。作品叙述农民温饱或富裕之后的“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接族谱”成为最隆重、最热闹的家族仪式，祭祀祖先，告慰鬼神，祈祷保佑，寄托愿望。这当然不完全是一种迷信活动，也包含着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需要，作为一种家族聚会的方式，在宗族的旗帜下缓解各成员之间的隔阂，沟通感情，所以为长辈老人所极端重视，作品中的郑宝堂正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宗族祭祀作为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方式伴随的文化形式，曾被政治道德所取代，事隔几十年之后，又悄然复活，而且发生了适应时代的某种变通，注入了新的内容，说明这种形式仍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形式中的历史遗骸，其封闭心理、宗法意识、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都显而易见，因此，续族谱、建祠堂这种乡愿乡俗中就体现了新旧的胶着与纠缠。
同时，近期农村题材小说还比较注重对现实环境中人性表现的审视，从而映出历史的一个侧面。孙惠芬的《天高地远》（《海燕》91.7）通过一个农家少女的感受逼真地呈现出贫困对美好的吞噬，一切都变得那样粗鄙不堪，甚至连贞操与人格也不得不变相拍卖，情感价值消失在物质价值的阴影之中了。谭文峰的《秋惑》（《山西文学》92.5）中的那位有正义感的农村青年，虽心高气盛，却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既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又看不到人生的出路。这位年青人对为富不仁、不可一世的“土皇帝”、“土老财”深恶痛绝，与周围进行着的金钱、权力、感情的浑浊交易格格不入，愤世嫉俗却迷途无路。随着商品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渗透，道德与金钱的冲突无疑剧烈了，欲望在金钱的怂恿下一步步走出了道德疆界，人格在种种利害面前常常东倒西歪。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周大新的《步出密林》（《十月》91.3）发出了一种呼吁。作家描写以玩猴卖艺发家致富的农家悲剧。为了发家，主人在猴子身上施加了更大压力，更为残酷地从猴子身上榨取金钱，甚至不顾人的良心，以人当猴，人猴同视，“猴道”不存，“人道”也废，人性的残忍在金钱的诱惑下疯狂扩张，作者最后让人的这种残忍遭到猴子的残忍报复。
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如邹志安的《檩条》（《山西文学》92.3）写一暴发户盖楼的檩条被窃与查明过程，最终檩条还为窃者所得，叙述明丽，世情曲尽；田澍中的《碑文》（《山西文学》91.1）采取为故去之人撰写碑文的方式，钩沉轶事、缀连命运，公正如实，荣辱毕现，几位农民的浮沉映出了历史的阴晴、人性的真伪。徐宝奇的《二嫫》（《当代》92.4）叙写一农家妇女二嫫在贫穷与富有、嫉妒与渴望、妇德与金钱之间的婉转与陷入，情节引人，性格鲜明。阎连科的《寻找土地》（《收获》92.2）借一死者骨灰安葬与“配骨亲”的隆重仪式，透视世道变迁。古风犹存的马家峪人大大抒发了一次“真”“善”情怀，狠狠嘲讽了只知经商赚钱、缺德无情的刘街人，而刘街人却把马家峪人这种大肆渲染的铺排声张作为“热闹”观看，好像久已湮没的“古老”记忆，究竟谁在嘲讽谁？非一言两语能判明是非。关仁山的《红旱船》（《当代作家》92.1）及何申的《村长》（《芒种》91.1）也各具特色，前者叙述一农村女子希望丈夫成为“文化人”的努力归于失败，后者叙述一农村干部因赶上了好时代而有所作为。
综观近两年的农村题材小说，可以看出作家对农村现实状态与农民心态多层次观照，密切注视社会价值观念与人的情感道德流向。一方面，商品经济大潮袭扰着传统的农业方式，封闭正在被打破，死水正在被激活，希望与活力触目可见，历史无疑在蜕旧变新；另一方面，历史蜕变中又裹挟着困惑与痛苦，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规范受到了严峻荡激，使农村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及心理情景都较过去大大复杂化了，新的组合与归趋正在发生，原来的平衡已经失去。人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大锅饭中搅稀稠，而只能在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大潮中张帆相竞。这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更高的心理素质、精神境界和自我驾御能力。但事实上，常常出现另一种景象：或在金钱的涡流中沉溺，或在贫困的泥塘中嫉恨，甚至丢失了精神的家园，灵魂在一片荒芜中流浪。
从艺术上来讲，作家的视点普遍下移，往往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看取农村现实，状景绘物、叙事写人，客观冷静。不溢美，也不掩丑，沧桑世事或轰烈人生，都被一种平静的叙事心态所包容，作家几乎“不在场”。视点的这种变化，使文学更贴近于真实，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色，但是，又使艺术的概括能力受到限制，视界也相对狭窄，这也许就是平静与平实的重要原因。
农村题材小说，自“五四”到现在，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其间，曾出现过几个高潮，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但目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状况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与生活的步伐不相适应，对历史的深厚内蕴发掘不够，概括的历史画面也不够广阔。时代呼唤大气魄与大手笔、大视野与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