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日记——记已逝共产党员刘光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

一个普通人的日记
——记已逝共产党员刘光
张斌宪忠巧莲
6月19日5时20分，共产党员、原延安市政协常委、秘书长刘光，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了。
然而，当人们翻开这位普通共产党员去世前两天才终止的日记时，却发现，其间闪现的是一颗怎样光彩熠熠的灵魂！
终生不悔的几件事
刘光的一生，几经沉浮。他遇困难信念不改，掌权力从不谋私。
他在1991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做对了几件事：枪炮声中参加革命；两次拒任县团级，一头钻进文史资料……”
今年4月11日，是刘光入党44周年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入党44年了，这44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大，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我没给党丢脸，这44年我基本上能严格律己，没损害过党的形象。”
刘光一生清廉。他的老伴和儿子至今还住在延安市南桥山上的土窑洞里，谁能想到，他曾经四次主动让出了分配的住房。他1991年8月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提到住房，有些老同志和我的家属对我意见不少，但我认为我多次出让住房的作法是对的。第一次家属院落成后，主管分房的高福胜书记给我分了两间房，但当时许多同志根本没住处，有的家属住在办公室，我主动出让了住房。第二次给我分的住房不错，可我仍未搬，困难户太多了，只好让给房管所分配。第三次给我分了三间，我已看过，准备搬，但有些同志有特殊困难，帮助解决后还剩一间半，可还有困难户，最后只好全部让出去。虽然全家住在山上，还能住。第四次，房管所给我和王世全主任共分了四孔窑三间房，住我们两家。但房管局长王道生同志说，房管所办公没地方。我是党员，当然应该先公后私，我和王世全一商议，都主动提出全部让出去。一个人应该甘清贫、保廉洁，办实事、多贡献。”心中只有国家利益
刘光的病情日益加重，家人为他着急，同志们为他担心，都希望能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治疗条件。可刘光去年8月1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对这次治疗的情况，我的亲属、子女，总之任何人不得有所非议。出现万一情况，应当持：死有什么了不起，无非两眼微闭，长期睡去。切开后确实不是癌，也是一种检查办法。”
去年8月，组织决定让刘光去西安一家大医院住院治疗，并且已经联系好了，可刘光在日记中说：“去西安全部复查，费时费事，除去车去人，估计多花费5000余元，给组织增加负担。我不能去，在延安愿以我身作试验，能否创一先例，如果创先例，也对治这样的病是一点贡献；如果失败，我已60多岁，就此离去也无遗憾。下定决心，坚强意志，在延安迎接手术，战胜害人的癌。”刘光到底是在延安做了手术。手术后，他吃流食还不断地呕吐，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为52公斤。医院要给他注射脂肪乳，他嫌药价贵，会增加公费医疗开支，便拒绝了。家属瞒着让医生给他输了两次白蛋白，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输了两次白蛋白，花240元，农村能买一头牛，可买1000斤玉米，三口之家能生活五个月，但给我输液只两个小时，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钱是人民汗水换来的，应当节约还是要节约的。”
刘光还在1991年1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永茂同志来，他是代表政协组织来的。我谈了出院的意见，住医院等着恢复每天10多元，不如住在家里，既可以给国家节约住院费，吃饭也方便。可他让把床留下，作为请假出院，是个关心我的主意。但为什么人出院，还要留床呢？尽管组织关心我，我却不能答应这样做。”
组织做不通刘光的工作，怕病情恶化，把病床悄悄留下。可细心的刘光发现了，坚决不同意，亲自看着和医院结清了手续，才放心回家。
至死不忘严于律己
刘光是个踏实而谦虚的人，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在他今年3月23日的日记里，还把有关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文章全部抄录了下来，在一些重要段落下面还划着红圈。病危中，刘光也未忘对子女的教育。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在教育子女中有一个很大失误，只教育他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廉洁勤俭，但对他们如何尊敬老人、赡养父母等方面教育不够。过去老年人常用‘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教育人行孝。还要教育子女尊敬长辈和老师。”
魂系人民
刘光在他生命的最后24天内，仍关心延安人民吃水难的事。今年6月10日，他的生命只有9天了，他在日记中写的仍然是“水”：“山上无水可打井，16米深处有水层。解决延安市内吃水问题应该先为群众，大小结合、公私结合，不能光靠公、靠大，我应该牵头，筹措2000元，在山上打口井，解决这里的群众吃水难问题。”
6月11日，他的生命只有8天了。他写道：“死我不怕，但如果再能活半年，我能看到给群众打井、修路就好了。”
（原载《延安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