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恢复了自己的民族面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恢复了自己的民族面目”
本报记者 沈石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在广西日报发表后，大瑶山瑶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局的韦天佑又快乐，又惊异。快乐的是僮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惊异的是僮族人民聚居的范围竟达三十四县（包括一个自治区），人口竟有四百二十余万，这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情。
与此同时，韦天佑看到许多原来说自己是汉族的人现在都承认自己是僮族了，他不禁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去年八月，他从广西平乐专署调到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公安局工作时，人事科叫他填写干部简历表。他将填好的表交上去后，邓华雄同志看到了，对他说：“天佑！你是僮族，为什么在表上填的汉族呢？”邓华雄是他从前的小学教师，又和他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因此对他的情形知道得相当清楚。
“半斤八两，僮族、汉族还不是一样吗？”天佑回答。
“怎么说是一样？既然是僮族，为什么不承认是僮族呢？同志！今天已经不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了！毛主席的阳光已经给我们少数民族带来了温暖，你难道还害怕受到歧视，难道还不敢说出自己是那一种民族吗？”
韦天佑听了这一番话，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拿着填好的表离开了。
提起填表来，就触到韦天佑内心的一些隐痛。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当填表和写自传时，一接触到自己的民族成份问题，便将笔停下来，反问着自己：“我到底填汉族呢？还是填僮族？……”这时候，他在家乡的情景，便一幕一幕地翻腾在他的脑海了。
蒙山县杜莫乡上龙村住的是僮人，韦天佑生长在这村里。他的母亲是汉人，娘家住在蒙山城。天佑七、八岁时，他母亲带着他到外婆家。外祖母把外孙抱在怀里，拍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天佑！我的‘僮崽’外孙……”天佑的舅父、舅母看到外甥，有时也开玩笑吓唬他：“把你这‘僮崽’抱出去卖了……”天佑听到叫他做“僮崽”，还要卖掉他，回家以后，再也不敢上外婆家了。
上龙村离蒙山县城只有几十里路，但是在反动派统治时期，有的居民一生就没有到城里去过一趟，天佑的叔父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天，他叔父要挑一担红薯进城，天佑的父亲叮嘱他说：“你到了城里，切记不要说僮话，县衙门的人听了，你要吃亏的。”因为到城里说僮话，上龙村的僮人曾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伪政府的人员一听到说僮话的，便骂他们“僮崽”、“僮古佬”，有时他们上城买东西，商人听到是说僮话的，价钱也特别要得贵些。有时他们买回一篓油，取出来使用，发现油篓里只浮着一层薄薄的油，下面尽是水。他们挑东西到城里去卖，商人老早就“迎候”在城外，他们将东西卖给这些商人以后，一打听市价，发觉又吃了亏。那时候，僮族人民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
解放前，上龙村的僮族居民生活很苦。他们有时吃不上饭，不得不将米炒焦，磨成粉，掺上水，搅成糊糊来吃。但地主和富农们却讥笑他们说：“僮人不讲礼，吃饭水送米”。
僮族人民中流行着一种“八月十五哥送饼，九月重阳妹送鞋”的风俗，每当农历八月中秋，僮族聚居地区的年轻男女，这个村子的和那个村子的，对唱着情歌，挑选自己中意的对象。某个少女选中了某个男的，他们便找个僻静的地点，相互谈出爱慕的话。这时候，男的送给女的一包糯米饼；到了九月重阳，这双情侣又到约定的地点相会，女的送给男的一双亲手做的布鞋。但这种风俗，被伪政府的人员和地主们讥笑为“野蛮”。
最使韦天佑不能忘怀的，是他额上的伤痕。他在小学时，因为说僮话，遭受了地主们的小孩的殴打，额上留下一道伤痕。每当他抚摸这道伤痕时，就痛恨自己所遭受的民族歧视。
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使幼年的韦天佑在心灵上就受到了创伤。离开家庭以后，韦天佑便不说僮话，不说出自己是僮人。在社会上，韦天佑更深刻地感觉到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就更不敢说出自己的民族成份了。解放以来，虽然他懂得了民族平等的政策，但仍旧不承认自己是僮人，填表时也就写上了“汉族”。
邓华雄和他谈过以后，他就决心再也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了。同时从自己家人的来信里，他知道上龙村的居民和邻近汉族农民已经团结起来，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大瑶山瑶民生活上所起的变化，他也看到了。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时代大变了，隐瞒自己是僮族已经完全不必要了。于是他重新将干部简历表拿出来，在“民族”栏内将“汉”字改正为“僮”字了。他把表交给人事科，高兴地对同志们说：“这次我恢复了自己的民族面目。”
僮族人民曾长期地被迫隐瞒他们的民族成份。某些少数民族的干部在填写登记表格时，时常反映出他们遗留下来的疑虑。韦天佑填写干部简历表，只不过是少数民族地区许多类似事情中的一个例子。在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的筹备过程中，由于普遍地和较深入地宣传了民族政策，常有一个村、一个乡的人民说出了他们自己是僮族的。从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罪孽是如何的深重。今天，崭新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数百万僮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再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了。这就是由于各族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