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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市场哲学(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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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2-11-17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的市场哲学(下)
唐山豪门集团公司总经理、玉田啤酒厂厂长 陈世增
市场决胜,根子还在工厂
企业投入市场,当然要有一套市场战略,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把市场战略和企业内部的建设结合起来,市场决胜根基是在企业内部,在工厂。
这种市场竞争,从一建厂就开始了。我们是1986年筹建厂的。当时我们提出有两条必须实现:第一条,无论如何一定要在1987年的夏天出啤酒;第二条,尽量减少投资,厂房要简单一些,办公室更要简陋一些,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设备上。为什么要这样定?因为我们分析了,全国啤酒行业的形势是:只有1987年这一年的买卖好做,到1988年,“黄金时期”就到了临界点,1989年以后,将是啤酒业“大战”的年头。如果我们赶不上好年头,一开工就遇上了“大战”的日子,那么年轻的工厂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拚命减少投资,是为了少背贷款利息的包袱。一上来就有较强的竞争力。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的预见。由于我们赶上了两三个好年头,积累了实力,所以后来遇到竞争,我们就不怕了。而且由于我们的贷款利息少,我们背的包袱轻,这样我们每瓶酒的成本就可能比别人低,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竞争的本钱。有一个啤酒厂让我去帮助分析他们为什么赔钱,我上来就说这一条,他们很服气。
投入生产,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质量。在啤酒最不好卖的时候,我们厂的门口却是排着拉啤酒的汽车长队。有的人总以为我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绝招”,意思是搞什么不能拿到桌面上的小动作。其实,他们不懂得,像啤酒这样的大宗商品,靠小动作是招呼不过来的。我们主要就是靠质量,我们的口号是“做酒如做人”。我们是新厂子,没有金牌、银牌,国优、部优,全部是靠质量取胜。在质量问题上,绝不马虎。偶尔出了次品,我们也绝不降价处理,即使有人买,也决不卖,一律倒掉。“即使顾客挤破门,质量不差半毫分”。原来洗瓶工序有节约奖,后来发现有的工人为了节约洗涤剂,瓶子洗得不干净,我们就断然取消了这个奖。这么多年来,我们厂出厂产品合格率一直是定在100%。
要练好内功,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我们提出,干部对职工,应该是有“兄长的心加厂长的手”。就是说,要爱护工人,也要同时加强科学管理。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但是领导的行为应该是公平的。
有人说奖金是刚性的。只能上不能下。我们考虑,奖金不仅必须和劳动挂钩,还要和效益挂钩。我们厂子的奖金是弹性的。完成任务,发基本工资,然后就是单项奖。不仅干得好与干得差不一样,就是淡季和旺季也是相差很多。久而久之,工人习惯了,实际上也就锻炼出来了。通过这样的办法,我们实际上是把市场的压力也传递给工人了。工人通过自己奖金的多少,不仅知道了自己劳动的好坏,也知道了自己的工厂在市场上竞争的状况如何。这也就很有利于把厂长的积极性和工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企业的凝聚力自然就加强了。我们的职工开会的时候,那纪律是非常好的。开几个钟头的会,大家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连部队的同志都感到惊讶。有了这样的一支职工队伍,还发愁企业没有竞争力吗?
把握市场,一定要运用好哲学
有的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企业家,可能中国目前确实没有外国那样的企业家。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有外国企业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在市场竞争中,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很重要的。
比如关于优势和劣势的转化观点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开始办厂的时候有什么优势呢?应该说什么优势也没有。我们接过来的是一个赔钱的化肥厂,当时职工大都是拿一些生活费回家待业了。但是,我们认为,没有优势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了,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干去拚。这样更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后来提出的“50年代精神加80年代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后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其实,与此同时,我们的危机感增加了,于是我们在工厂最显眼的地方,挂上了“居安思危”的大标语。再比如我们讲“人讲称职,事争一流”。什么才叫“事争一流”?开始我们引进的罐装线是罗马尼亚的,它在国际上是中等水平。但是,从我们当时的整体素质看,这是我们可能掌握的最高的技术了,因此也可以算是争一流了。现在,我们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引进设备可以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了,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生产的扎啤罐装线就是全国乃至国际最先进的设备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很重要,认识论是同样重要的。前一段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那就是开始一起创业的同志,现在接触得越来越少了。人们对我更关心,怕我脱离了群众。可是我的感觉和别人不很一样,我总觉得并没有什么变化,干劲也并没有减少,辛苦的程度甚至还有所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后来认真地研究了一下,问题的症结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原来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分工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有了新的分工,决策、经营和执行这几个层次分开了。我这个厂长,不仅随着事业的发展,更多的从事脑力劳动,而且在脑力劳动中,更多地从事决策这一部分劳动。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应该认为是退步,而应该认为它是一种进步。过去常说,李自成的失败是因为进城以后,领导集团腐化了。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认识论方面,也就是当时的领导集团,对客观的形势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北方正兴起一个足够强大的民族,所以在这个民族的面前完全是处于无准备的境地,因而失败也就是难免的了。从这个历史的典故中,我们也可再次看到认识论的重要。
其实,任何决策上的失误,首先是认识上的失误。我们常常是在盲目性中生活的。如果我们不及时去掉盲目性,我们就可能要失败。这种盲目性包括自己过去成功的经验,总以为过去成功了,以后就一定是成功的。这也是要吃亏的。
过去说,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价值规律主要是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市场是一个大学校。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学校里少交学费,多得知识和成果。(本报记者 艾丰 赵志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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