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罗荣桓元帅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论述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罗荣桓元帅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论述
《罗荣桓传》编写组
今年11月26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罗荣桓元帅诞辰90周年。在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斗争中，特别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同志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从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开始，即从事我军政治工作。他是三湾改编时七个红军连队的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并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罗荣桓同志在一生的工作和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人民革命军队的作风，他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善于动员、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最善于团结干部。……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1）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努力加强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切实保持老红军的本色长久不衰，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建设和革命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摆到时代的高度和战略位置，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并真正做到抓细抓实和不断抓出成效。在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光辉的一生，学习他高尚的品德，重温他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对于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荣桓元帅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论述，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政治工作和部队基层建设
1929年举行的中共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罗荣桓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他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性质、任务和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等重要意见。会前，他参与毛泽东主持的为起草决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会上，他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建国后，罗荣桓在回忆这段重要历史时曾经深刻指出：“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2）在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为在红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倾注了主要的精力。他曾坚决抵制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无纪律状况，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他以关心和爱护士兵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其他干部，反对官长打骂士兵的军阀主义作风，发挥和维护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积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对危害党的统一领导，同党争兵权、闹独立、搞分裂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曾指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3）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罗荣桓特别强调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直率地谈到，部队改编后由于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他提出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加强党支部的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
罗荣桓尤其关注部队基层的政治建设。他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4）1940年10月，他在115师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规定》等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一系列具体规定。1941年和1942年，他先后亲自主持115师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就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简明而且非常精辟的论述。60年代，总政治部曾将这个讲话重新印发全军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一贯主张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继续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他先后发表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文章，阐述古田会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并具体领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几十年来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将政治工作的原则、任务和基本方法，简明而又系统地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法规。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倡导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罗荣桓是最早倡导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作过深刻的阐述。他在1944年7月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战略家，“他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与实际，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革命军队的本质”。（5）
罗荣桓倡导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6）1958年8月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所谓“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引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歧途。罗荣恒针锋相对地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像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见影。”1961年4月14日，罗荣桓给正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7）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罗荣桓与林彪的这一原则性的斗争，曾在党内、军内引起深刻反响。邓小平同志曾两次讲到这件事情。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8）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又讲到：“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9）
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罗荣桓一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从部队实际出发，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就是一个扎根于基层，和士兵打成一片，善于根据士兵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党代表。他担任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仍然经常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切除一侧肾脏病情越来越重。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建议：“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但是，罗荣桓除了经常找干部谈话外，还是坚持到部队视察，甚至到海边防部队调查了解情况。他经常用毛泽东讲的“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鞭策自己，教育干部。要求机关干部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他要求“政治机关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地顾及到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并把握与中心工作的联系。布置与计划工作时，要切实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与能力。”（10）由于罗荣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而能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他能及时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罗荣桓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联系实际。1942年3月，他在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非常明确地指出：“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学习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11）他还批评了“只追索小组汇报党员和战士的一些日常生活检讨，而不去认真领导小组学习的做法。”（12）他特别提出，培养教育青年战士，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地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一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3）
罗荣桓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很严格，坚决反对危害部队集中统一、削弱部队战斗力的种种不良倾向。但是，他坚持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耐心说服，启发自觉，反对动不动就整人、惩罚人的错误作法。特别在“肃反”、“审干”等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神秘化观点和“逼供信”的做法，并身体力行，保护了大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大搞肃AB团时，罗荣桓任红四军政委，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被诬为AB团分子的干部战士，“罗政委刀下留人”曾在红四军传为佳话。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出现错杀无辜的“肃托”事件后，罗荣桓赶赴现地，断然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数百名干部，处理了挑起这一事件的祸首。1940年5月，他在给锄奸干部讲话时，特别强调了锄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克服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的重要性。他指出：锄奸工作的神秘化，表现在部队中有些问题可以公开的没有公开，应该去进行教育的也不说不讲，结果是只搞秘密活动，用隐蔽的方式，记帐式的把许多现象搜集起来，把问题搞得严重复杂化，结果不但不能打击敌人，相反地打击了自己。
1941年10月18日，罗荣桓主持115师党务委员会作出
《关于处分党员的决定》，指出了过去思想斗争未达到耐心教育的目的，处分和开除党员未经过一定的手续，不发扬民主，甚至意气、成见用事，失掉党的组织原则等现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六项决定：一是强调开除党籍是对不可救药分子不得已的处分，应当慎重处理；二是处分犯错误的党员，要分别错误大小，分析主客观原因，作出适当的结论；三是开除党员党籍必须吸收本人参加，支部大会通过，作出书面决议，并经上级批准；四是被处分与被开除者如不服，可直接上诉至中央；五是接受上诉机关认为处分不适当时即应改正；第六条强调，对于党的纪律的执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耐心教育，不应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罗荣桓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充分地体现了处理党内矛盾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精神。
把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建立人民军队民主制度的工作，致力于清除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成为善于运用民主方法团结教育干部群众的模范。抗日战争时期，他在115师讲连队政治工作问题时指出：“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不能与军事管理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在军事方面有些是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的不足，巩固高度集中的行动，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通过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政治自觉，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14）1956年，他在论述军队政治工作传统时明确地指出：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15）
罗荣桓把这种方法通俗地比喻为“响鼓不用重锤敲”。就是要求对政治工作的对象充满热情和信任，对同志着重于鼓励、启发、诱导和说服，不用重锤去敲打。他反对随便整人，也不赞成在思想教育中树立“对立面”，或把一部分人划为“落后分子”。强调政治工作人员绝不能降低政治教育与说服的积极作用，认为“如果战士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愉快的情绪，一切消极的防范，都只有一种暂时的效果。”
罗荣桓作为军队高级干部，他实施领导，不是只靠地位、权威和命令，主要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特别是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他说：“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罗荣桓对政工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他经常教育政工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强调，政工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在讲古田会议精神时谈到：“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16）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工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大家把他看作温柔敦厚的兄长，诲人不倦的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解放军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多次告诫大家，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发扬民主，坚持说服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党、军队历来是发扬民主的。现在由于许多制度改变了，实行了军衔制，戴上了军衔肩章，发扬民主就更为重要了。”他还说：“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17）
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五湖四海”的干部工作路线
罗荣桓长期主管军队干部工作。他认为，干部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坚持党管干部的制度，把干部工作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下，提拔和调配干部要求由党委集体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干部管理工作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加强了干部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建设。
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反对拉山头、搞宗派，坚持团结“五湖四海”的干部一道工作。从秋收起义以来，他经历了从井冈山会师到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大会师这样许多次各路革命力量的会合，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革命力量的大团结。他经常教育干部：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十分注意团结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同志。特别在部队整编时，他总是公平合理地安排使用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115师到达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很注意团结、使用从二、四方面军来的，以及山东本地的干部。他率山东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后，又强调对从全国各地区调来的部队和干部要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建国后，他主持组建总政治部机关时，明确指示，总政治部的干部要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与华北部队选调，还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红军的关系。
罗荣桓坚持任人唯贤，反对按个人的标准去选拔干部。1944年9月，他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很深刻地讲到这个问题：“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那只有剩下亲近的人，也可能是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
罗荣桓对于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根据德才标准，严格要求，大胆使用。他告诫知识分子干部克服“理想多于实际”的“个人英雄思想”；告诫工农干部克服“摸索多于理解”的“狭隘保守思想”。强调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并且规定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要负团结的主要责任。
罗荣桓元帅在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许多重要的创见。他的许多重要论述，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纪念罗帅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罗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革命传统，紧紧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加强我军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新的贡献。
（1）邓小平在首都公祭罗荣桓大会上的悼词（1963年12月22日）
（2）（3）（4）《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1956年10月17日和11月3日），1983年12月16日解放军报。
（5）（6）《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第89—98页。
（7）《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2月出版。
（8）（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第33、36页。
（10）1944年9月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1）（12）（13）（14）《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515—516页。
（15）（16）（17）同（2）。
（附图片）
罗帅1962年摄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