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战友情——深深缅怀郭沫若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风雨同舟战友情
——深深缅怀郭沫若同志
阳翰笙
郭老比我年长十岁。我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已经是划时代的革命诗人了。我最早受到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激励，就是郭老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我当时心灵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
一
我第一次见到郭老，是1926年，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他演讲。他那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深入浅出的论述使我由衷的敬佩。但是我们相识，是在北伐时期，在九江。那时郭老以赫赫有名的革命作家的声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先后在第六军、第四军政治部任秘书。郭老是我的上级。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开始有了接触。从此以后，在我的一生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我曾长时间协助郭老工作。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早已痛恨至极的郭老和我兴奋不已。我们和李一氓、梅龚彬四个人立刻奔向南昌。在九江边，在没有找到渡船以前，郭老心急火燎，打算脱了衣服跳下江游过去。过江以后，又火车中断，只找到一辆铁路手摇车，四个人，竭尽全力，摇了一夜，终于赶到了南昌。周恩来同志命令我随起义军南下进军，任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党代表。郭沫若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一路枪林弹雨，打了几仗。汀州会议之后，成立了起义军总政治部。郭老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被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就在南下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作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起义军里共产党员也是秘密的，有些党员彼此都不一定知道。在政治部，因为我负责党组织工作，所以我知道郭沫若入党。
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和郭老奉命先后途经香港撤退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到处抓人。郭沫若隐蔽在虹口区。虽然他穿着和服混杂在日本人中间，但是郭沫若大名鼎鼎，加上他以前经常演讲，他的演讲热血沸腾，极富于鼓动人心的魅力，所以许多人认得他，很容易暴露。他必须离开上海。这时郭老的日本妻子儿女已经先回日本了。郭沫若如果去日本隐蔽，有许多条件便于生存。所以周恩来同志决定他去日本。郭老去日本以前要求周恩来同志派我到《创造社》加强党的力量。周恩来同意了。
相隔十年以后，我和郭老又再度重逢。那是“七七事变”后，郭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冒着生命危险抛子别妻只身回到上海。我专程从南京去上海看望他。郭老一到上海就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夏衍一起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等等，全力投入救亡运动。
二
1938年1月郭老抵达汉口。起先和我的家同住在原来的日租界，相隔很近。晚上郭老经常到我家里来。我家有几本日文儿童读物，是日本人撤离时遗留下的。郭老每次来，我的孩子们总要扑上去缠着他讲书上的故事。郭老就兴致勃勃地装扮起各种角色的声音，一会儿是老太婆，一会儿是小姑娘，又是日文，又是中文，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趴在他的背上，抱着他的脖子，个个听得入迷。
不久，他有了一所“郭公馆”。凡有关政治部第三厅的筹备工作和各种对付国民党的对策，南方局（当时还称作长江局）几乎都是在“郭公馆”里开会讨论决定的。我也都参加了。三厅成立后，三厅的几位负责人：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杜国庠和我五个人是一个特别党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恩来是组长。吴奚如同志是联络员，负责收党费。三厅其他普通党员单成立一个特支，先后由张光年和刘季平任特支书记。特别党小组和特支是完全分开的，彼此没有关系。周恩来指定冯乃超只和特支支部书记联系。党员全部是秘密的，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有的党员彼此间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个特别党小组一直存在到皖南事变以后。一天，周恩来同志召集我们几个人在邓颖超的卧室里向大家宣布：我们这个特别党小组解散，以后改为单线联系。
众所周知，郭沫若同志一直到1958年才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他党员的身份。郭老对这件事始终处之泰然，足见郭老胸襟之伟大。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三
郭老一身浩然正气。在关键时刻，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敢于挺身与任何恶势力抗争。
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在1927年3月，北伐时期。那时蒋介石打着继承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大旗，纠结兵力，当了北伐军的总司令。但是，当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发动下纷纷起来打倒军阀，革命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蒋介石害怕了，按捺不住骨子里对革命的仇视，开始在九江、安庆一带残酷枪杀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蒋介石的血腥屠杀，激怒了投身在北伐军中的郭沫若。他怒气冲天，愤然而起，不顾杀身之祸，提笔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公诸于世。字字句句直刺大权独揽不可一世的蒋总司令，大声疾呼：“党贼不除，革命必归失败。”这篇檄文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桩桩一件件地揭露和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震惊国内外！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郭老也正因为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毅然决然地投身到真正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
第二件事：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国共合作。那时候蒋介石为了充当抗战领袖，不得不利用郭老极高的威望来延揽各界进步人士以争取民心。所以他同意让郭沫若当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但是蒋介石又很害怕他，所以又处心积虑地限制郭老的权限，始终只让他当个厅长的职务，而且对第三厅一步步地极尽迫害之能事。连续三次威逼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第三次，在1940年8月。蒋介石竟亲下手谕，最后通牒，说：“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他们在赖家桥三厅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摆上一张入党表格，并且对每个人威胁利诱。一个姓范的副厅长亲自布置动员大会。郭老闻讯立即从重庆赶来。范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郭老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他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说完，郭老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郭老这几句响当当的誓言，被誉为“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愤然集体辞职。
第三件事就更不容易了。那是在人妖颠倒、魑魅横行的日子里。江青指名要郭老批林批孔。还专门派人到他家里去对他施加压力，逼着他写批林批孔的文章。郭老以他伟大的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犀利的洞察力，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目的。他硬是面对面地沉默了四十分钟一言不发。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不顾身处逆境，横眉冷对压顶的险风恶浪。最后借口“发烧”，硬是一个字也没有写。
郭老是一位重友情的人。记得1964年康生对我发难，对我写的电影《北国江南》强加罪名。我遭到全国报纸连篇累牍的围剿，我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帽子。那时候很少有几个朋友敢来看我了。对此我是很谅解的。可是这年过年，郭老和立群却一早就来拜年。要知道，郭老比我年长，往年向来是我去向他拜年的。唯有这一次过年，他们特地来看我。郭老的用意，我心里明白，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文革”大劫中，我能感应到郭老有说不出的苦衷。1975年我从“四人帮”监狱里出来，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我女儿蜀华试着去郭老家说是看他的女儿庶英，不想郭老由立群扶着走出来接待了她。立群说，蜀华是他们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客人。郭老细细地问了我的健康情况，我们全家人也都一个个地问到。郭老对我的情谊，我是知道的。
1978年，我还尚未获得平反，听说郭老病危，我心情非常沉重。后来夏衍设法安排我前去看望他。但是，他在弥留中已经听不见我的呼唤了！
郭老不仅是革命文艺旗手，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诗人；不仅是科学文化巨人，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革命家。这在现代世界文化名人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郭沫若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