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业垂青史　武学照千秋——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业垂青史　武学照千秋
——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指导价值很高的军事理论。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军事实践问题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军事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朱德总司令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元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小平同志说他的军事理论“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在纪念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研究探讨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对刘帅最好的缅怀，而且对于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思想，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担负起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光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一是具有很强的军事实践性。其中大都同中国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并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军事指挥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不论是用兵或论兵，都贯穿着实践第一的唯物辩证思想。二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他谙熟兵法，精通韬略，兼知多种科学知识，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之精华，同时又始终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在其军事理论中到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三是语言的通俗性。刘伯承写的许多军事论著，都尽量做到要旨化、要诀化，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他对兵法的谙熟和对作战经验的升华提炼，同时也使语言更加通俗生动，简明易懂，便于记忆和运用，深受广大指战员喜爱，并广为流传。四是理论的系统化。刘伯承军事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涉猎到战争本质、军队性质、军事与政治、作战指导与战略战术、指挥艺术与用兵谋略、军队建设等诸多领域和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刘伯承军事理论，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刘伯承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是他所领导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参加的战略区的军事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创立的游击集团，曾是我军“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雏形；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所指挥的上党战役，被毛泽东誉为用革命的两手粉碎反革命的两手的得力行动；他所指挥的定陶战役和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之战，曾被毛泽东赞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思想的典型战例。这方面的事实还有很多。二是他的许多重大创见和建议的提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参谋、咨询的作用。他在1934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在1937年9月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艰苦的民族革命大战”的基本见解和随后提出的“综合群力”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军委提出的许多战略性的、特别是关于战略决战的建议；在建国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院校建设的提议和建议，都被党中央及时采纳，被毛泽东所吸取。三是他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宝库。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军事篇章，从各方面系统阐述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其中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更是光彩夺目。四是他谙熟古代兵法，并作了大量的诠释；重视国外军事学术的借鉴，校译了大量的外军学术著作，广泛地汲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用的军事学术思想，并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贯彻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又增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辉色。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思想
刘伯承作为一个大军事家，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从刘帅的军事著作和战争实践中可以看到：他早年时常希望“取军事最后之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坚持为人民而战，进行为人民而战的正义战争，反对军阀混战的非正义战争，从而形成刘帅走上军事生涯的基本出发点；他着眼政治，运筹军事，认为军事斗争从属并服务于政治斗争。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坚持人民战争思想，认为“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他主张对敌展开“综合群力”的战争，即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力量，对敌展开全面的斗争等等。
刘伯承始终坚持把军事辩证法思想贯穿于他全部军事实践之中。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辩证的”，因此，“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他动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战争矛盾运动及发展规律。如军事与政治、全局与局部、强与弱、虚与实、攻与防、游与击、集中与分散、存人与失地、内线与外线、五行要素、袭击与反袭击等等，为军事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他强调运用军事辩证法就要贯穿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克服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从我军具体实际出发来对待书本上的定论，不能一成不变。有经验的人，要把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
三、关于战略战术思想
刘伯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理论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从战略全局来论兵用兵，强调在政略指导下来确定作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强调必须从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总形势和总条件去制定战略战术；强调必须着眼战略全局组织实施好每一个战役、战斗。二是他善于根据进攻和防御两种不同的基本作战类型，实施作战指导。在防御时，要以“敌进我进”为原则，进行积极防御。在进攻时，要以“分进合击为原则”，以强大的突击集团对敌形成“钳形”攻势，实施坚决的合围和割裂。无论防御、进攻，都不能搞“牛抵角”，都要在宽大灵活的机动中趋利避害，创造战机，争取主动。三是他善于集中兵力，合理运用作战形式，促成强弱转换。强调我军在战略上应以弱胜强，在战役战斗中则应以强胜弱。在作战形式上，他认为游击战、运动战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必须根据情况恰当调剂它们的份量，搞好多种作战形式的结合。四是他善造作战之势，使之“势险”、“节短”。他指出“因为‘险’，敌人就不能抵挡；因为‘短’，敌人就来不及躲避”。为达成战役布势的“势险”、“节短”，要奇正活用，搞好作战运筹和部署，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敌人弱点，突击敌人弱点。五是他善于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组织合同作战。他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一切战术都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重视技术的战术作用，就要随着技术的发展，重视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掌握合同作战的学术。
四、关于军事指挥艺术及谋略思想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是其军事理论中的瑰宝。其指挥艺术的突出之点，一是强调指挥必须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他提出“五行术”，“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五行”以任务为首，以了解敌情为关键，敌情我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着矛盾的运动。指挥员指挥作战，必须掌握“五行”。二是强调辩证指挥。他指出：“现实是辩证的，我们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一切都要因敌变化而取胜，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是强调指挥方式的多样性。“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散指挥用于打野猪”。对重要的作战方向要亲临一线指挥。对下级的指挥，必须注重战法的指导、任务的明确，并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四是强调建立科学的指挥体制，特别是高效能的司令部。他指出：“司令部的作用、通信、侦察、训练、军政、卫生和后勤等部门人员应成为各级首长的有力助手。各级首长必须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把这些部门的人员健全起来……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
刘伯承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的谋略思想光辉灿烂。一是强调对敌斗争不仅是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他把智力的发挥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以弱胜强作为军事谋略的着眼点。他认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就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可以说，刘伯承的用兵之道，就是以弱胜强之道。三是间谋略于军事行动之中。认为军事谋略的运用，应与作战行动和指挥艺术溶为一体。部队一动，即应将奇谋妙计寓于其中。谋略一出，必杂于利害，或隐真示假，造成敌之不意和错觉，陷敌于被动；或造成险恶之势，陷敌于被动挨打的绝境；或调虎离山，或关门打狗；或“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或“围三缺一”，“暗设口袋”；或避实就虚，声之东而击之西；或“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或杀“回马枪”或施“拖刀计”；或“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刘帅的谋略运用，就连他的对手也不能不叹服。四是不拘常法，出奇制胜，主张“兵者谈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因此，他的谋略运筹，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如在神头岭的重叠伏击战，就是最生动的一例。
五、关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理论
刘伯承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刘帅在军队建设方面有着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强调，必须建立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坚持在军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等制度。刘伯承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他就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面对现代战争的特点，他提出了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他认为，军队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制订并严格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像一部大机器一样，能有准确的运行规律，向共同的目标协调一致地行动。他特别强调，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关键一环，是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的战略位置，并且“治军必先治校”，“治校要重人才”。为此，他向中央请缨，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并形成了一整套院校教育的思想理论体系。他认为，军队要打仗，就离不开后勤，特别是现代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后勤工作，后勤建设，特别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补给问题，不是第二位的工作，而是战争中首先要考虑的工作。为此，要搞好“平战结合”、“军民兼容”，要像“大树”一样，建立军队战略、战役、战术后方。（附图片）
左图：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合影。
右图：129师领导同志在一起。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军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