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七十七个业余党校是怎样办起来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沈阳市七十七个业余党校是怎样办起来的
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简略的情况
沈阳市的干部业余党校已发展到七十七所，全市参加初级和中级理论学习的干部大部分都在其中学习。举办干部业余党校，就能使干部政治理论的学习缺少组织性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变。
从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到一九五一年，在职干部学习方式主要是由各机关组织干部自修，并辅以大报告和听广播。当时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基础的政治教育，并结合学习党的政策。到了一九五一年，干部思想水平已有一定提高，以前那种全体干部学同一种课程、听同一个报告的方式，已不能适合干部不同的要求了。可是，各种工作和群众运动很紧迫，又加上许多干部对学习的意义认识不够，干部的学习情况是时紧时松，时断时续。
沈阳市委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以适应经济建设和工作发展的需要，研究了一九五一年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指示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开办业余党校。在开办之前，市委针对着许多干部忽视政治、忙于事务的经验主义倾向做了批评，规定各部门党的负责干部必须重视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沈阳市委和各级党委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又经过较充分的具体准备（训练教员、编组、编印教材等）之后，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正式成立业余党校。当时参加学习的有二五一○○名党与非党干部。沈阳市业余党校的特点之一，就是学校基本上按照生产单位或机关设立的，尽量不使各机关合办，这样可以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
一九五一年十月为了配合整党运动，初、中两级业余党校由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转入学习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三反运动中理论学习暂时停止，业余党校暂停工作。三反以后，干部要求学习政治理论的情绪普遍高涨，到去年九月上旬业余党校已陆续恢复，并有了发展。目前全市共有业余党校七十七所，学员二九六五○人（占全市干部总数七一三六七人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中级业余党校三所：计市委一所，七三四人，市政府一所，五八八人，市总工会一所（包括各群众团体干部和企业干部），四二六人。以上三校共一七四八人。初级业余党校七四所，分布于市级机关的一四所，六九○九人；工厂三十所，一二三○一人；各区三十所，八八九二人；共二八一○二人。
根据一九五一年试办的经验和这次恢复后的反映证明，采取业余党校的形式组织一般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并受到干部普遍的欢迎。大家说：“自从办了业余党校，学习能够经常进行，不像过去那样‘三起三落’了。”“学习有制度了，正规了。”“能够循序渐进，真正能系统地学点东西了。”“有教师按期讲课，不像以前只靠小组讨论收效很慢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式是值得加以坚持和推广的。
领导机关的关心和支持起了
巨大的作用
沈阳市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具体领导是搞好业余党校的重要关键。
沈阳市委把领导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为一项主要的工作任务，并且规定各部门党的负责干部必须把领导政治理论学习和加强自己的学习做为主要任务之一。沈阳市委把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问题正式提到市委会议上研究和讨论。市委的负责同志，如以前的第一书记凯丰同志和第二书记兼市长黄欧东同志都很关怀干部理论学习工作。业余党校开课以后，市委和各单位负责干部，亲自领导学习或给教员讲课。市委秘书长亲自兼任中级业余党校的校长。他们和市委委员、市级局处长等七十多高级干部都担任了教员或学习顾问。这些负责干部无论讲课或解答问题，都认真准备。
一九五一年业余党校开办时，沈阳市委批准了十一亿人民币的经费，并建立了供市委委员理论学习使用的图书馆、资料室，和各区和市级机关的十个小型图书馆。去年九月为恢复各业余党校，又批准了四亿人民币的预算。凯丰和黄欧东两同志提出“要尽量地足够地供给干部学习所必需的书籍。”为了保证干部学习时间，市委规定除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外，又保证执行东北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星期三午后为学习日的制度，在这一时间内不召开任何会议。市委又针对工厂企业的工作情况，将工厂会议，党、政、工、团的活动做了较具体的规定。
各级党的组织也帮助业余党校解决了各种困难，如化学制药厂、市政企业管理局、五三工厂，帮助干部解决上课时的交通、吃饭时间、经费等具体困难。这就更鼓舞了干部的学习情绪。
教员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业余党校能否开办，或能否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关键之一是能否组织到有一定数量和质量水平较好的教员。只要有了足够数量能胜任的教员，业余党校才有了坚持下去的巩固的基础。
由于沈阳是东北局所在地，干部比较集中，因而也具备了解决教员困难的有利条件。市委除要求东北局协助聘请教员外，并规定担任教员是一切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党员干部不可推诿的责任。市委规定担任教员即是完成党的工作。这样，就解决了教员问题，组织了足够的教员来满足七十多个学校的需要。市委在组织教员的日常工作和帮助教员教学方面，还采取了以下的许多办法：
一、市级负责干部组成的讲师，专给中级业余党校讲课。这些负责同志很忙，但是每一个教员在半年中只讲一两次课，而且在早两三个月前通知，这样，这些负责同志仍可能担任讲师。由于讲师团人数少，就联合各机关办联合的大业余党校。同时为了帮助这些负责同志进行备课，市委宣传部设立的学习室（原来是理论研究组）根据课程的内容写出供教员参考的简要讲授提纲。其中包括讲授重点、解决几个什么主要问题，批判什么、联系什么。学习室还指出主要的与一般的参考书，并具体指明讲某一问题参考书的章节。其次，向教员介绍学生的水平及思想情况、预习中所发生的疑难和争论的问题，有时还介绍些教员讲课的方法和经验。再次，要求教员在课前写详细的通俗提纲，交市委宣传部审查。最后，是在教员讲课的一两周前召开教员会议。会中先由教员报告准备如何讲授，然后进行讨论，以帮助教员进一步改进教课质量。经过这些过程，就可以缩短教员备课时间，帮助他们明确教学重点，并能保证内容的正确性。许多教员感到这样做对自己很有帮助。
二、办好教员训练班，培养理论常识与政治常识教员。参加这一训练班学习的学员，主要是不能独立备课或备课有困难的业余党校的教员。训练班还吸收青年团员与群众中优秀的学习积极分子参加。每星期日上午或每星期三下午集中在市委礼堂上课。教员训练班的作用已证明是极大的，它可以帮助许多教员一面提高自己，一面进行教课，实行
“边学边教”的方法。有一部分同志经过学习，也可把辅导工作担负得更好。一九五二年全市参加教员训练班的共七一八人，其中教员三五六人，辅导员三六二人；党员干部六六五人，非党干部五三人。经过训练后，一般同志对担任教员工作增强了信心。这一训练班还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青年讲师，这是很重要的收获。
三、把全市四二八名教员组成一个教育网，集中使用，统一分配。这对提高教学效果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都各自聘请了一些教员，但由于各部门干部条件不同，教员的数量质量相差很大。一般机关要强于工厂，而大机关又强于小机关。因此，将教员集中使用，统一调配，就能解决某些单位教员数量少，质量低的困难。就教员的使用说，因此可以更有计划性。例如不必由教员准备某一课程的全部内容，而由几个教员分别担任某几章节，某一教员可以专门讲授某一章，采用巡回讲课的方法，以收分工合作的功效。这样就可以减轻备课的负担，并便于积累经验。
四、经常供给教员学习资料。加强教员研究工作。
一九五一年市委宣传部编印了与编写了参考材料四十种，参考提纲二十八种，一九五二年编写和印发了参考提纲二十种，参考资料八种。此外还给教员订阅“学习译丛”、“学习”杂志、“学习初级版”等。
在教学研究工作方面，举行过三次教学经验介绍大会，两次教学观摩会，并组织教员观摩张秀山同志讲课。大家感到帮助很大。
由于以上许多工作，使得一向认为很难解决的教员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自然，许多教员的教学水平还很不够，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还待长期的努力。
机构、辅导和学习制度
首先，业余党校应设立一定的机构。业余党校固然不必有像正规学校那样完备的组织，但正因为过去和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经常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或者名义上由学委会或支部负责，但实际上无专人过问），所以业余党校必须逐渐设立一定的机构，有人专司其事，才能使它坚持下去。沈阳市中、初两级业余党校均设校长、教导主任、秘书各一人，有三分之一的业余党校还设了副职。校长主要是动员号召学习与解决学习中的重要问题，可由各单位负责同志兼任。教务主任可由党委宣传部长兼任。秘书是作具体事务的，应尽量设专任的，或由支部宣教干事担任，但兼任者要以主要力量来做这一工作。现在中、初级业余党校中仅有专职的秘书七名，今后应逐渐把机构作必要的充实。
其次是辅导工作。为了使学员把教员讲授的课程加以消化，支部的辅导工作是很重要的。各单位的党组织根据市委一九五一年三月干部教育草案指示，已把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当做经常工作之一，并由总支书记或副书记一人专门负责领导。据十七个单位调查，支部的辅导主要可起督促检查和反映情况的作用，少数能帮助学员上辅助课、解答某些问题或结合机关实际情况与思想问题组织讨论。进入教员训练班学习的辅导员，一般在辅导中作用较大。所以，聘定了辅导员就不再过问是不对的，必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才能使他们起更大的作用。
其三，建立与坚持必要的学习制度。现已建立的升学、转学、休学、降级、考试、毕业等制度，对学习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考试制度，既能推动复习，进一步消化讲授内容；并能检查教学效果，藉以改进教学领导。一九五一年七八月举行的暑期测验，先提出讨论题（这些题尽可能的与实际工作和思想相联系），给予一个月的总复习时间，并宣布以后即从讨论题中出题测验。初级业余党校，采取抽题口答办法，中级业余党校采取抽题笔答办法。这样测验方式的好处是使大家对所讲课程有一个总复习机会，并由于题目能联系实际，因而就引导学员跳出了书本的圈子，防止了背书、抄书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从复习到测验，学习是非常紧张的，这时图书馆有关参考书都借完了，不管在饭堂、影院、戏院、休息和散步都在谈论着学习的问题，有的人直到午夜还在学习。因此，测验制度的适当运用，能起很好的效果。
两个问题
第一、参加学习的干部的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干部的学习情绪。试举市总工会及南市区等三个业余党校的干部统计，文化程度只达到小学水平的均占三分之一左右，由于文化程度低，各方面的基础知识缺乏，因而学习起来很吃力。有的人说上课“听不懂”，自修“啃不动”。有的人说“要有文化学校，我就一定去学文化”。但另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少数干部则又感到学政治常识太低，对教员一般的讲授不满意，要求讲新鲜东西。也有一些人自动组织起来学习中级业余党校课程的。这些情况说明了初中以下程度的干部应以补习文化为主，在文化学习中适当地讲一些简明的政治常识。对一些文化程度高并确实具有政治常识基础的干部，应吸收到中级业余党校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委拟再办三、四个中级业余党校。对需要以补习文化为主的干部，由于目前全市仅有文化业余学校三所（二八一○人），远不能满足干部的需要，市委拟于一九五三年逐步大量的举办文化业余学校，加强这批干部的文化学习。
第二、业余党校的经费、房屋和专职干部问题应进一步解决。现在七十七所业余党校仅有专职秘书七人，其余都是兼职，这自然影响工作的改进。又上课的教室租金、图书室、冬季取暖设备和桌椅缺少等问题也须适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