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开创时期的卓越贡献——回忆邓子恢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中南开创时期的卓越贡献
——回忆邓子恢同志
李雪峰　杜润生　赵毅敏　熊复　李之琏　李友九
邓子恢同志曾受到过错误的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已予平反。他在中南区开创中的卓越贡献，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与之共事的同志们却是不会忘怀的。今年12月10日，是邓子恢同志逝世20周年。20年来，邓子恢同志当年那种勇往直前的胆识，日以继夜，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以及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加之事后他坎坷的历史遭遇，都使我们对他更加怀念。
一
由于邓子恢同志在华东解放区的土改和支前工作中卓有成效，1948年6月，党中央调他到中原解放区工作。
当时，晋冀鲁豫和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正集中在河南，为实现党中央和毛主席“大举出动，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而准备激战。党中央决定扩大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邓小平同志仍任第一书记，调华野陈毅司令员任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同志由华东局副书记调中原局任第三书记，负责地方工作和支前。党中央还调集了几万干部到中原。近50万部队和巨大的干部队伍从各地聚集在一起，正如陈毅同志当时所说，是“八方风雨汇中州”，摆开了解放大片新解放区的阵势。我们正是在战略决战的风暴到来之前在邓老领导下工作的。
当时地方工作一切围绕着支援前线。最重要的是粮、夫，即筹集粮食和调集民工。由于作战异常频繁，双方拉锯似的移动，使我们在广大地区还无法形成稳固的地方政权，加以土匪借着战乱横行出没，群众难以组织和发动，这就给支前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邓子恢同志来到后，即指出：要改变过去在老区依靠政权搞粮的办法，在新区环境下，要把粮食工作与武装活动结合起来，与清匪反霸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和发动群众，才能搞到粮食。他分析说，如照搬老区那种依靠各级政权实行合理负担原则，先估产再按比例摊派，在新区就征不到粮食。因为地区不稳定，今天是我军的，几天以后也许就是敌人的了，甚至白天在我们手里，夜间却成了土匪的天下。他指出，筹粮要按户定好斤两，要简单易行、一目了然，避免拖延时日发生变化，调夫亦然。以后的筹粮、调夫工作照此办理，尽管土匪袭击、地主破坏，筹粮、调夫牺牲了几百名干部，但我们终于圆满完成了支前工作，保障了我军历次战役，包括淮海战役中的军需，做到几十万大军要粮有粮，要夫有夫（包括派来的180万名民工）。刘伯承和陈毅司令员都跟我们说过，邓老是支前的专家，照他的意见办就通了！
三大战役胜利后，二野大军转向华东。与三野并肩直指蒋介石集团的老巢宁沪地区，同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可能进行的干涉。第四野战军解放平津地区后，进入河南，准备解放湘鄂赣粤桂五省。1949年3月，在开封成立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同志任主席。5月12日，中共华中局在开封成立，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同志任第二书记，邓老任第三书记。12月，广西解放后，华中局改称中南局，邓老仍任中南局第三书记（1951年罗荣桓同志调中央后，邓为第二书记）。新解放的中南大地，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南军政委员会，林彪任主席，邓子恢同志为第一副主席。
二
从我军占领大城市起，复杂的工商管理课题就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如何使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正常运转，是关系到各阶层人民能否接受新政权的大问题。邓子恢同志坚定地执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恢复生产是我党接管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生产，稳定形势。
解放之初，中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除武汉、广州外，其他各中小城镇，现代工业很少，商业和手工工业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忽视迅速恢复城市经济这个最重要任务的倾向。邓老在开封解决黄包车工人失业的事，至今我们记忆犹新。
开封在明末黄河决堤被淹没，因决堤前李自成围城，人民未及时逃出，这一古都基本毁灭。尔后经300年恢复，仍破落不堪，经济极不发达。到1948年，市内民用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黄包车。开封是我们在中南取得的第一个城市，一些同志有一种盲目的“革命”情绪，认为解放了，对人拉人的现象看不惯，想取消这个行业。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各级干部都不去坐车，便形成一股风气，其他人也不敢去坐车了，结果使市内人力车夫都失了业。
邓老知道这件事后，就到街上去带头乘黄包车，并把有关干部找来，讲了以下的道理。城市里有各行各业，都是人民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我们进城后，首先要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使大家能像往常那样生活，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我们的政权才能稳固。而我们有些同志由于长期在农村，进城后，这也看不惯，那也要改掉。尽管一些事看来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特别是在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取消它，大家生活就不方便，还会弄得许多人失业，人民就会埋怨我们。这样做似乎革命，实际要给革命造成损害。在邓老这样具体说明利弊和亲自带动下，开封在我军进城后保持了市井生活安定正常。
我们进武汉时，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大城市面临交通受阻，城乡交流隔断的状况。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必需的粮、棉、煤断了来路，不少工厂、商店歇业。邓老进城后，首先抓铁路的恢复，使得解放区准备的大量物资源源运进来，使供电不断，粮棉不再紧缺，保证了武汉的经济恢复。
当时党中央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恢复生产、搞活经济的政策，又称“四面八方”政策。邓老卓越地贯彻了这一政策，亲自倡导在汉口举办中南物资交流会，由国营商业唱主角，吸收各方私商参加，极大地推动了商品流通，加快了被战争窒息的整个中南经济的恢复。
当时国营商业很弱小，周转资金也很有限，私营商业的积极性是城乡流通中的重要因素。邓老当时提出了沟通城乡经济要利用商人、依靠商人的口号，在城乡交流严重阻塞的情况下是有其必要的。他解释过，现在我们一方面离不开私营厂家，要靠他们搞活城乡交流，一方面又要积极壮大国营和合作经济，和他们竞争，相互促进。为此，邓老除了抓国营商业的建设外，十分重视抓供销合作，他说要使中南六省都搞活，必须搞到农村中去，就要组织供销合作社。当时程子华同志来汉口，邓老亲自为他主持会议，研究发展供销合作的工作。1949年底，在汉口成立了中南供销合作总社，1950年初建立起全中南区的省、市、地、县、区供销合作社系统。这样，随着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发展，我们就掌握了财贸战线的局面。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陈云同志的具体主持下，中南和其他兄弟区域一起，打了一个战胜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的经济战役。
三
刚解放的中南大地，随着长期战乱的硝烟散去，急待我们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去完成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工矿的民主改革。这两项消灭封建势力的伟大任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邓老具体主持下，中南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邓子恢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被大家誉为群众运动专家。在进城以前，中原局还驻在豫西农村的时候，邓老就亲自作报告，讲解农民运动问题，以训练和提高干部。依据党中央的有关规定，注意到中南新解放区的特点，在1949年8月他提出了把“中间不动两头平”作为新区土改的基本政策，以此来防止解放战争中某些地方一度发生过的侵犯中农的左倾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赏。为了使中南广大干部明确土改的伟大意义和具体政策，邓老在1950年秋写了《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文章。邓老在文章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思想，结合中南的情况对土地改革的性质、方式、步骤，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邓老提出土改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即剿匪反霸阶段。接着实行合理负担，减租退押，作为第二阶段。准备好充分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组织贫雇农，然后再进行分配土地这第三个阶段。这种分步走的土改方针反映了群众自求解放的规律性，有效地防止了曾经发生过的急性土改和恩赐主义偏向，真正实现了党中央关于“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势力”的重要决定。参加中南土改的广大干部深入学习这篇文章，抓住不同阶段的要求，努力去深入发动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开展废除封建制度的斗争，为中南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许多同志至今还说，自己就是从邓老那里学会土改和怎么发动群众的工作的。
在邓老亲自过问下，我们在汉口筹备举办了规模巨大的土改成绩展览。这对宣传土改的必要性，提高城乡人民反对农村封建制度的觉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土改复查资料证明，中南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农民群众的发动是比较充分的。土改不仅没有使生产受到破坏，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土改逐步展开的同时，邓子恢同志还抓了城市工矿企业中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南各城市的工交企业中，封建把头这种恶霸对工人进行盘剥和人身侮辱，使他们遭受比资本主义剥削更无法忍受的灾难。因此，开展工矿企业反对把头，惩治恶霸的民主改革，是工人阶级自求解放的必然步骤。
进入武汉后，邓子恢同志即派市委工交部门的负责同志到工厂码头中去蹲点调查，并通过试点取得了反把头斗争的经验。尔后便大张旗鼓地在中南各城市发动工人，进行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给长期盘根错节坐在广大工人和城市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势力以根本打击。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广大工人群众，大大推进了城市中民主革命的深入进行，而且焕发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生产的恢复。这个经验很快由毛主席转发全党，对推动全国范围的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四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邓子恢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上述土地革命时期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解放战争后土改的“中间不动两头平”，即是一例。
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长期以来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依托农村夺取城市的历史时期即将结束，今后应到来的是以城市为工作重点的新时期。从战略上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现这一战略转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进行。1949年夏季，已解放的中南北部地区，我军除控制了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广大乡村的基层政权实际上还控制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农村和山区甚至为国民党地方团队（政治土匪）所盘踞。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准备两手，又在中南南部部署了数十万政治土匪。他们正在或准备在国民党撤退后，依靠乡村的恶霸地主，继续以各种手段，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很显然，刚刚解放的新区一面开始学习城市工作，准备工作重点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倾注主要力量于乡村的清匪反霸斗争。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等我们在广大乡村的“屁股”坐稳了，才能在城乡经济交流的基础上正常地处理城市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真正做到以城市为重点，带动农村。面对这样一种客观情势，华中局曾向中央建议：新解放区应当有一个时期，继续以农村为工作重点。邓子恢同志由于深入实际，对中南地区的情况十分明了，因此坚决赞成这一主张，不仅这样向中南局提出，而且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南局的意见终于取得了中央的赞同。由于采取了这一正确的决策，我们在中南广大乡村中部署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保证了解放后不久，中南地区在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发动农民等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也为城乡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和经济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建国后不久，1952年曾经开展过一次“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偷工减料、反对行贿受贿、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有力地抑制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干部的腐蚀，也教育了全党和全体干部，挽救了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当时林彪养病，罗荣桓同志亦因病不能视事。邓老主持中南工作，他始终强调掌握政策要稳，必须反复查明事实，使问题的处理实事求是。为此，邓老不仅亲自主持研究部署运动，而且还亲自阅批和处理有关运动的人民来信，对资本家的错误也不姑息，同时又十分爱护干部，注意保持和资本家应有的团结。但由于当时曾经自下而上的分派“打老虎”的任务，运动也出过偏差。对此，他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查明错误，处理定案务必妥当贴切。三反过后，立即成立中南局党校，第一期学员即是集中各地被打成“老虎”的县以上干部，逐个进行甄别。他亲任校长，务使此项工作过细落实。发生在汉口市立第二医院的“纪凯夫案件”，是一时轰动全国的大事。整个事件是被人为复杂化的假案，邓老对这件事始终采取慎重的态度，强调调查要周密，做结论要慎重，允许翻供。后来，由中南局纪委组织检查组协助武汉市委将此案真相查明。经中央批示，对参与制造此案的几个负责同志作了处理。在处理上，邓老主张思想教育为主，处理上要和缓。当对一个当事的负责干部做出刑事处分决定时，邓老还亲自请这位同志吃饭，并送他许多书，鼓励他认识自己的不足，正确对待党的决定。使这位同志在逆境中还能获得组织的温暖，深受感动。
三反中，涉及较多的是工商界人士，他们在旧社会学会的一套投机手段，到新中国产生后，必然要与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冲突，打击他们某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为是完全必要的。但对资本家个人的处理，邓老同样十分谨慎。他自己在旧社会曾长期从事商业，了解中小商业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种种艰辛。他认为通过有分寸的斗争，执行正确的政策，我党能够获得中小工商业者，甚至大多数资本家的拥护，使他们不至于反对我们，使统一和建设祖国的统一战线继续加强，对少数不法资本家定案时，邓老也反复强调要有证据，不要夸大事实。湖南省以经营桐油著名的贺衡夫是一位民主人士，他的案发以后，虽然查实确有投机和漏税行为，但定案还是有夸大的地方。贺案最后处理时，邓老已经调北京工作了，还间接提出过意见，提请注意。但当他后来得知此案处理有不当之处，始终为这次在处理民主人士方面的失误感到不安和内疚。他晚年写自传时，还专门提到这件事，自认为是有责任。
实践证明，邓子恢同志是将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部署既坚定又灵活地在中南工作加以成功运用的杰出指导者。我们这些与邓老共事多年的同志都深刻地感到邓子恢同志身上有一种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气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五
从我百万雄师饮马长江的时候，面对着即将解放的广大新区，怎样组织好一支既能组织群众，又能建党、建政的庞大干部队伍，就成为党的首要任务。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央为中南新区调集了5.3万名干部，赋予第四野战军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这当然意味着有上万的解放军干部转为地方干部。随大军南下的5万多干部，来自东北、华东、华北、中原各大解放区。在南方各省，我们党有相当的地下组织基础。而在南方分局、广东省委、琼崖特委的领导下，琼崖纵队和许多地方游击队坚持了多年的人民游击战争。这就是说，中南地区的党组织，面临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干部队伍如何实现团结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实现各地区的南下干部的团结，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的团结，原来地方干部与部队转业干部的团结。而到了新区解放后，还有实现老干部与新吸收的大量干部的团结问题。
邓子恢同志从建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起，就十分细心地为这项艰巨的团结工作倾注心血。在随后三年建设中南的繁重斗争中，又成功的将来自各方的干部团结、组织起来，使他们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进了中南地区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工作的发展。
邓老在四野南下前提出“送二野、迎四野”时就强调当地的华东与中原干部，要与即将随四野南下的东北、华北以及中央机关干部亲密团结。解放两广后几个月，林彪因病休养，子恢同志实际上主持中南局工作，他又十分注意做好配备干部的工作。邓老在干部工作中特别提出要处理好新老干部、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地方干部与军队转业干部之间的团结工作。
当时来自各解放区的干部，即使是来自同一解放区的，由于各自所在的根据地长期受敌人分割，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汇合到一起后，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一些不同的看法。这种作风和习惯的差异，在革命队伍大目标完全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共同工作和不断接触，是能够消除的。但如果领导同志不充分意识到这种差异的严重性，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去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体谅，使他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加强团结，也会造成不应发生的分歧甚至于纠纷。邓老是正确执行团结方针的，进入新区伊始，他就告诫我们一定要尊重在本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的光荣历史和巨大成绩，强调野战军及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要与方方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和冯百驹同志为首的琼崖特委，以及各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亲密团结，要依靠他们去开展工作。他认为，既使把野战军完全变成工作队，对新区从上到下各级所需的巨大数量的干部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注意大量培养本地干部，才能使党的事业在当地长期扎根。邓老坚持这个方针，事后证明是很正确的。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需要将大批南下老干部调往工业战线，各地新培养的本地干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保证了地方工作和经济建设两方面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广东省，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方针，尽管其中曾经有过一些意见分歧及批评过重的问题，但总的说，收效是好的。
教育干部，使之不失为人民勤务员的本色，是邓老抓干部工作的又一个特色。我军由农村进入大城市，生活环境有很大改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容易受到“糖衣炮弹”的袭击。这对每个干部都是一场考验。邓老十分注意按照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思想教育和要求中南广大干部。他自己以身作则，生活上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他办公室的沙发有条腿坏了，他叫公务员用木棍绑扎一下，坚持不换新的。许多同志至今还记得邓老屋里的沙发是三条腿的。他衣着朴素，爱穿家制布鞋。进城后文化生活丰富了，但邓老忙于公务，很少有空去消遣，只是在李先念同志动员下去听过几次京戏，以后京戏便成了他一生中唯一喜欢的舞台艺术。他那时就希望能用京戏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表现中国革命的壮丽场面。
到汉口后不久，因为工作繁重，生活不规律，邓老患了严重的痔症，以后又患肝炎，时常发烧。但邓老从来没有放下工作重担，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就把一些同志叫到宿舍来开会。中南局有几份重要文件，《长江日报》有几篇重要社论，就是他躺在椅子上口授写成的。邓子恢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不顾一切拚命干的革命精神，对整个中南干部都有很好的影响。
时光荏苒，一晃已经过去30多年了。邓老1972年去世时，我们这些人都还在“四人帮”的冤狱里，无法向他表示战友的哀悼之情。如今中南的老同志，大多已入古稀，每当我们回首那些为新中国艰难创业，充满建树的时代，总不免怀起对邓子恢同志深切的崇敬和追缅。在革命的路途中，我们都经受了正确与错误的检验，这些，人民将会给予论定。而历经曲折的30年已经证明，邓老一生为党为民，是应该受到人民崇敬的，他为中南地区人民做出的业绩，正在继续发展着，他的理想正在党和人民的奋斗中实现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足以告慰逝者的。
（附图片）
1958年，邓子恢同志（中）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女英雄张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