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笔谈（11）

党的十四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郑必坚
一、关于十四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一）十四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我认为就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在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的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上，进一步高高举起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伟大旗帜，从而科学地满怀信心地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在90年代以至下世纪前期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这个11亿人口的大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不仅不倒，还要更高地举起来。这可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啊！
（二）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上的报告是鲜明地尖锐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的。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历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明确指出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两个条件：一是“党的理论和路线”，二是“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之所以说十四大开得好，难道不正是因为它在这两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吗？
十四大的全部内容正应当这样来归结，十四大的根本意义正应当这样来认识。（三）我们清醒地看到：今天世界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命运，议论纷纷，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也是如此。在苏联瓦解、东欧剧变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现象，不足为怪。没有议论才奇怪！在国外，那些断言社会主义将全部、干净、彻底灭亡，中国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的论客们，难道还少吗？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这就是随着中国事态的进展，加上前苏联和东欧局势的动荡，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自己日子并不好过，清醒声音又逐渐响了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在十四大召开之前一段时间，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来，就已经在发展。特别是我们党的十四大开下来，国外舆情进一步有所变化。
一些有影响的报刊，评说中共十四大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世界正以十四大为窗口密切注视着11亿人口的中国究竟将走向何方。一家大报这样说：现在是西方看清楚中国的时候了。尽管世界其它一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垮台，但中国共产党仍然生气勃勃地挺立着。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从未如此强大过。另一家大报这样说：在西方把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崩溃当作一种全球现象而欢庆鼓舞的时候，中国却在不知不觉地赶上西方。还有一家大报说到这样的程度：邓小平的理论，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些在中国实地观察过的外国人士，把中国同国外一些情况相比较，作了较深层次的思考。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来华访问，在同我们一家大企业负责人座谈时说，中国的大墙（长城），人们用很大力气去推，怎么也推不倒。而有的城墙，内部早已瓦解，轻轻一推就倒了。他认为，如果不是像中国这样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而是用很大力气去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再加上经济长期比例失调而又过分集中，尽管经济潜力很大，总量很大，人民却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当然是不会满意的。他还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领导人。
总之，从国外舆论来看，十四大的积极影响确实相当大。
（四）当然，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在十四大上，许多同志把十四大与七大相比较，这是很有见地的。两次大会的历史条件，无疑很不相同；但在一点上确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七大在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关系中国之命运的头等大事。大家都记得，毛泽东同志的七大开幕词，题目就叫“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七大是写了一本书。正是由于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才真正把中国引向了光明，解决了本世纪中叶的中国之命运。这次十四大，也写一本书。十四大这本书确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要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我们就是要靠十四大精神，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解决90年代和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关于十四大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准备
（五）为着说明十四大的基本思路，这里需要稍为展开一点地说一下十四大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举行的。
比如说，我们是处在世界格局大转折大过渡时期。苏联解体，两极格局消失，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存在，还有种种不可测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状况归根到底将决定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近半个世纪，新的世界大战没有打得起来，而为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大竞赛或者也可以叫作另一种形态的“大战争”却已打响。90年代是承前启后的年代，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为下世纪前期综合国力的较量进行紧张准备的关键年代。这就使中国在90年代以至下世纪前期，处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与机遇都很重大，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新的世界环境之中。这是第一条。
（六）比如说，我们是处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可能成为世界上发展活力最旺盛地区的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40年来第一次没有同哪一个周边国家处于紧张对峙状态。这又使中国在90年代以至下世纪前期，处在一个同样包含挑战和机遇，而总体上更加有利的新的地区环境之中。这是第二条。
（七）再比如说第三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的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又已提到面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综合经济实力的总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都明显上升，以至居于前列。1979年至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6％，速度为世界第二；工业年均增长12.2％，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近十个百分点；农业年均增长5.9％，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四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六个百分点。在这短短13年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还要多（增加了1.4倍），而美国在其经济发展初期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用了40年，英国用了60年！当然，我国经济技术和生活水平远未摆脱落后地位。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成就巨大，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积蓄了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国力了，有可能更好地前进了，问题就看是否能够抓住时机，敢不敢和善不善于抓住时机，运用得宜。
如果考虑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由第三代领导集体承担起来，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冲击，那末这个历史时刻之不寻常就更加明显。
（八）正是在上述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对90年代和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发展，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更加坚定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更好地前进，就成为一个极关重大的课题。
强调地指出这个问题，并从战略、理论和历史高度给以明确、深刻和强有力回答的，是今年2月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由此而有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以这篇谈话作为开好十四大的根本指针。
（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思想上理论上直接准备了十四大。是怎样准备的呢？
我认为如下八点是最重要的：
1、指出当前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而不要丧失时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把我们全部思想和工作集中到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上来，迎接90年代和21世纪的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挑战。
2、指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如同革命一样也是解放生产力，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根本标准，明确改革开放的实践姓“社”不姓“资”，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些年来严重困扰我们的那些思想理论障碍，是一篇新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3、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市场经济的运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4、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需要多少代人的很长时期的努力奋斗，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目标。这就把远大理想与实际步骤统一起来，而同一切主观空想划清了界限。
5、指出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腐败。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辛辛苦苦，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如果不注意，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所以，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这些话很有分量，为全部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重申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6、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从政治路线上，使人心、党心、军心大定，天下大定。
7、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于党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特别要选择年轻的干部进班子。这又提出了从组织路线上保证政治路线的任务。
8、指出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批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的观点，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当前国际上的曲折将使人民经受锻炼，社会主义将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方面话不多，但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开阔视野，廓清迷雾，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那末，这些重要观点是否同时触及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严重曲折的经验教训呢？这里只想再引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你看，四个“不”，叫作“死路一条”！如此凝练、朴实而又警辟的语言，难道不也是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教训的最切中要害的分析吗？
十四大报告是根据上述这一系列重要观点写出来的，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十）当然，十四大能够开得成功，还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认真工作密切相关。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很好地阐明和发挥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为了贯彻南方谈话，无论经济工作、政法工作、党建工作、思想工作诸方面，都作了重要部署。全党上下思想进一步解放，改革开放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十四大能够开好的根本基础。其中也包括十二大、十三大的正确方针路线的重大作用。尤其是要提到十三大以来这五年，很不简单。党和政府果断地平息了政治风波，治理整顿缓解了一批紧迫的经济问题，安定团结的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十四大能够开成功，又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14年努力工作的结果。而十四大开好了，反过来又将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地继续前进。
三、关于十四大确定的加快发展战略
（十一）十四大报告提出的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系统地部署了全局，全方位地明确了方针，从而构成了我们党90年代工作的基本纲领。在这里，基本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本着手处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最突出的新问题，一是加快发展，二是市场经济。
（十二）关于加快发展。邓小平同志是作为一个大的战略方针提出来的。怎样理解这个战略呢？我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上速度，二是上档次，三是上台阶。
上速度，从90年代来说，就是十四大报告所预期的年增8％到9％。而从长远来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基本赶上发达国家用三百年时间所达到的水平，那就是加快。
上档次，我认为这是加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极关紧要之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谈到加快发展时，强调了“有条件”（即不是不讲条件），强调了“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即不是不讲质量，不讲效益，不努力进入国外市场），强调了综合国力，还强调地重申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忽视甚至忘掉这些，而一味追求产值，重复建设，那就是离开了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的要从实际条件和市场需要出发的前提。即使总量一时增长相当快，也还是不能算真正体现了“加快”。
这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认为是在于还需要进一步认识“现代化”。“现代化”当然要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标准不可能是静止的和一国孤立存在的，而必然是紧密联系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同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明相比较而存在而发展的。我们今天要搞的“现代化”，不是18、19世纪的“现代化”，也不是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化”，而是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前半期的“现代化”。因而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完成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挑战；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由本世纪70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在今后60年左右时间内，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二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在这同一个60年内，奋力拚搏，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至于上台阶，或者说台阶式上升，这是对于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规律的一个重大概括。只有台阶式上升的观念确立起来，才能实事求是，掌握高速发展和及时调整的主动权。
把上述三层含义综合起来，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加快发展”，决不简单是哪几年经济总量加快增长的问题，而应是以质量、效益和适应市场需要为条件，包含着一系列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最终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两位一体宏伟任务的长过程。
所以，加快发展是一个长期大战略。至于一段一段时间的速度，那是工作中具体加以掌握的问题。中央、国务院在十四大后即清醒指出当前一系列重大紧迫的经济问题，包括重复建设和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等等，需要妥为处理，决不能因为总的势头很好就掉以轻心。
四、关于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十三）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关键环节，怎样看待它的意义呢？
这里有理论问题，有实践问题，而首先是实践问题。让我们先来简要地看看历史吧。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种种不确切的理解甚至糊涂观念，影响最深的，一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要极力加以排斥和限制。尤其是后者，似乎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取消商品、废除货币的某些论述中找到某种根据。实际上，马、恩根据对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指出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才是不可移易的科学真理。至于新社会条件下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那要取决于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时的具体经济社会条件，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来解决。限于历史条件，马、恩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从《国家与革命》到俄共八大，那时讲得很明确，是要取消商品货币的，但从实践中很快发现这样不行。列宁是务实的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59到1960年间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称赞列宁的话），所以转过头来承认商品货币，恢复市场。这是他在世时解决的问题，叫作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经历了曲折。斯大林搞了一段，不久就把它结束了，并且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工业化初期和国防建设方面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越来越不适应和平时期经济集约化发展的需要。斯大林在晚年觉察到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以及集体所有制之间仍须实行商品交换，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但是坚持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就不可能具有进行迅速扩大再生产的充分活力，而只有依靠行政命令，加上巨额国家补贴和种种优惠来支持扩大再生产。而这又必须吃掉其它，才可能有国家补贴。再进一步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本来是相互联系的，怎么能够人为地加以分割？消费资料允许进入市场，而生产资料不行，实际上消费品企业也不可能真正直接为市场需要而生产，而是为完成计划任务而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缺乏竞争意识和必要的灵活性，造成“短缺经济”。许多产品短缺，同时有些却又大量积压，积压的产品又“统购包销”，压到仓库，帐面上却算是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其结果，企业脱离市场，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品。银行则变成财政部门的出纳，货币则变成单纯的计算工具，价格则变成与价值无关的符号。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经济缺乏活力，人民的需要不可能很好满足，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怎么可能搞好呢？所以，实践证明了僵化经济模式的失败。
（十四）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提供了另一方面的经验。我们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九亿农村居民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在日益扩大的程度上变成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为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从此，广大农村开始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粮食单一经营转向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由自给半自给性的经济转向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地广人众、发展极不平衡，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在不同地区、不同方面呈现着极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过去的“农业书记”、“粮食县长”，现在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绩，首先当然是迅速解决了长期不得解决的温饱问题，但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评价，却是远远不够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那种僵化模式首先在农村打开了缺口，从而向着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点，那些改革发展快的地区的干部和群众感受很深。他们说，土地改革是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家庭联产承包是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价格和市场放开是生产力的第三次大解放。
还有乡镇企业，前身是社队企业。社队企业有办得好的，但是在原有体制下封闭呆滞、半死不活是普遍现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它们逐渐从农业分离出来，并且投入市场竞争。从全国看，农产品大部分至今仍然是农民自己消费的，而乡镇企业的产品则几乎全部是按市场需求生产的。它们没有国家投资，是农民自己靠集资和贷款办起来的，因而也就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它们一开始就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它们的困难在这里，生命力也在这里。尽管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重复建设、污染环境、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提高，但总体上生机勃勃，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打破地域和部门局限，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大大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它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活力，反过来又把这种新的活力和工业文明注入农业母体，所谓“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来，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城市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唤起了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的勃兴，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的建制镇，1980年只有2874个，1991年底达到12152个，为1980年的4.2倍。
（十五）还有城乡广泛的个体经济和相当数量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多种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这些经济成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搞活经济、发展经济总的说都是有重要贡献的。而这些经济成分的活力，都是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还有沿海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明确“以市场调节为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