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别议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换脑筋话题

“盲流”别议
吴酩
“盲流”，对流动农民一种带有明显贬斥色彩的称谓，大约产生于50年代中期，广泛使用却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流动越多，“盲流”用得越广，近几年，竟几乎无处不“盲”了，连一直被视为畏途的青藏高原，也留下了串串“盲流”的足迹。
起初，人云亦云，笔者也并不为怪，好像这份专利本来就该农民专享似的。近日静思，竟为“盲流”们忿忿不平起来，且越思越想，越觉得有为其申辩一番的必要。
人挪活，树挪死。这好像并非近代人的发明，是一条老辈人传下来的通理。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从“理论”上，对人口流动，人们并不是绝对否定的，甚至还颇有点提倡的意思。事实上也是如此，远的不说，就是近代的“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虽带缕缕凄凉，但在小说、戏剧和唱词中，仍不乏几分大丈夫的悲壮之气。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人口流动，也并未一概反对。城市人口的流动还每每被冠之以溢美之词，有的干脆就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三年困难”时期2000万城里人的“精简下放”；文革中期数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流动”，等等，或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或被称为改革的新生事物。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与城里人的待遇截然相反，农村人口进城一直在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在舆论上受到严厉责难。
一面是锣鼓、鞭炮和红花，一面是盘查、收容和遣返。在流动问题上农民与市民的不平等，既是千百年来陈腐“轻农”观念的反映，更是旧体制所决定的。从字面上解释，“盲流”乃盲目流窜之义也。但是细察近几十年中国农民几次大流动的实情，就会发现这些流动，几乎全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目的地，不是“盲目流窜”，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流动。我曾目睹过两次大流动，一次在60年代中期，“文革”高潮之时，与“大串联”红卫兵并行的另一支“大军”是豫东皖北一带的灾民。他们流动的目的性和目的地各不相同。前者杀向四面八方，煽风点火；后者奔向较富庶地方，寻找饭吃。第二次便是1989年以来，数百上千万中西部地区青壮农民向珠江、长江两个三角洲的大流动。求生，人之天性；求富，世之常情。不得生而奋力求生，温饱后而积极求富，何“盲”之有？何过之有？
80年代的流动，与50、60年代的流动，从性质到方式又有很大不同。不仅“流者”有着强烈的内在流动动力，而且接纳“流者”的广大地区一直保持着巨大的流动拉力。仅珠江三角洲就有数百万外地农民做工，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新办企业中，他们成为基本的生产力量。虽然他们的涌入，给本来已经很拥挤的三角洲增加了居住、口粮供应、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但本地人依然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许多新建工厂亟待他们去填充，许多生产线要靠他们运转，而他们的衣、食、住、行，又大大刺激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难怪许多开明的当地干部说：没有大量的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就不会有珠江三角洲的迅速繁荣。而这些“闯天下”的年轻人，在经济发达地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强化训练，不仅眼界大开，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技术，而且以工资等形式把巨额的资金转向内地，为落后地区的发展输入活力。许多打工年轻人回乡后，成了兴办企业的领头人。随着这种“流动”，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经验源源向内地传递。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误以为每年春节后，拥塞于交通干线的民工都是无组织、无目的的“流窜者”。其实不尽然，且不说他们大多数人目的明确，就是流动也大部分是有组织的。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今年初流向广东的农民，80％以上是探亲后返厂的工人。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的开放性，市场经济则更几乎是无所不开了。因为没有资源的开放、市场的开放、种种生产要素的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流动正是创立新经济机制的大胆尝试，也可以视为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挑战和突破。
我们应以全新的目光看待农民的合理流动，并采取相应办法加以组织、引导。沿海发达地区张开双臂，欢迎内地农民去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边远、落后地区敞开大门，吸引发达地区的“能人”去传播新经济的火种。把“盲流”的称谓送进博物馆吧，中国必将在各种要素的流动中，大步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