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互助困难多，可是都难不倒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领导互助困难多，可是都难不倒我
陕西省华阴县西长宁坊村互助组长 王秀兰
编者按：这是陕西省华阴县的一个女互助组长、劳动模范王秀兰于一九五二年秋天在西北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的摘要。她非常生动地讲出了她组织互助组、领导互助组的经验，也讲出了她帮助和领导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过程。这个发言记录在“群众日报”上发表以后，对于西北各地整顿互助组和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做农村工作的干部和互助组长看了这个记录之后，检讨了自己领导互助组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纠正了原先对于妇女的错误看法，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解决了互助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了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性。这个发言记录是值得每个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一读的。
妇女也是有本事的
我是陕西省华阴县四区八乡西长宁坊村人，今年二十九岁，娘家婆家都是贫农，自小是受苦的。旧社会，女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被人看不起。解放了，共产党来了，穷人翻了身，妇女才跟人一样了。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家把我选成个组长，后来又选我做村妇联主任。我心想：这下可要好好给大家办些事，也叫人看看，妇女有本事还是没本事。那时候，就为叫人开会，碰了多少钉子，挨了多少骂，我也不去管它。
一九五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到县上开大会。听大会主席讲：妇女要参加劳动生产，不靠男人养活，才能和男人平等，才能真正解放。我一想：对呀！要领导妇女翻身求解放，还得先动员妇女参加互助组。回家后，我就组织了一个妇女纺织互助小组，一人一晚上纺二两线，纺得又快又好。有些男人给自己屋里的妇女说：“你看人家秀兰组织的纺线组，一晚上说说笑笑就是一斤线。”有些妇女就要参加我们的组。我又帮助她们组织了几个组。慢慢地，村里妇女都组织起来了。
这时候，我一看多半妇女都参加了互助组，大家干活的劲头也很大，家里的人也不怎么阻挡了，就又带着我们组的妇女下地锄草。我也不知咋办哩。光是领上大家下地，做一晌一千元，一天三晌三千元，记工也没个账，全凭脑子哩！常常把帐就弄不清了。就为这些，组员时常吵吵闹闹。村里人也反映：秀兰尽是胡闹哩！线纺的好好的，可领导妇女下地呢！组里欠下张玉秀家的工，她公公硬不叫还，嫌做的不好，成天骂他媳妇：“靠你这伙女娃子还能做庄稼，你是想上地里浪去了。”我也不管他骂不骂，给玉秀说：“你看你家里要做啥活，就给我们说一声。”一天，玉秀跑来给我们说她公公犁地去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大家都说：“老汉犁地，咱们就给他打胡基（把大的土块打碎）去！”刚到地畔上，老汉一见，地也不犁了。蹲到地边就骂他媳妇：“谁叫你把这伙女人叫来！”我就给老汉说：“我们欠下你家的工该给你家还工啦！你在前面犁，我们在后面帮着你打胡基。你犁完了，胡基也打完了，省得明日干了就难打了。”老汉听了也没吭气，把牛一吆又犁地去了。我们就跟在后面打胡基。等老汉把地犁完了，我们迟回去了一会儿，把五亩地的胡基也打完了。我们一回去，老汉就打发老婆来叫我们上他家吃饭去，我们都没去。吃饭时候，老汉端着饭蹲到门口，就跟村里人拉起话来，他说：“秀兰这伙妇女还能成，我今日犁了五亩地，人家把胡基都打完了，还打得碎碎的。”以后，组里做活或是开会，老汉就催玉秀赶快去。玉秀有时故意说：“你不是不叫我去？人家把我的名字都去了，我还去做啥？”老汉知道媳妇是故意这么说的，就笑了，对媳妇说：“以前我真不知你们在地里还那么卖劲地做活呢！”
杨秀英的丈夫杨正文，思想也有些落后，常说：“女人家只要把穿的做好就行了，还想做个庄稼？”骂着不让他女人参加互助组。我们觉着对这种人还是要用对付杨春发老汉的办法来教育他。有一天，我们知道杨正文要点花（种棉花）了，大家商量了
一下，决定去帮他点花，而且一定要保证早出、出齐。第二天，我们担了两付笼担，拿着镢到杨正文的地里去了。杨正文见了我们，也是先骂他女人： “都是你！把这伙婆娘叫来糟踏我来了！女人家种下花还能长？”我们终于抢着把他们的十亩棉花地种了四亩多。做完了，大家都腰酸腿疼的，可是，个个人都高兴得很，谁也不抱怨一句。杨正文虽然看见我们做活还在行，又很细心，可是总还是不放心，怕苗不得出来。我们一个个也捏着一把汗，都不敢到地里去看。过了七、八天，杨正文从地里回来，给我丈夫说：“你秀兰领导那伙妇女真能行，种的花出的早又齐，还长的茁壮。”我丈夫回来给我说，我还不敢相信，赶快叫了两个组员到地里一看，啊！真的，我们种的一半，比他们那一半长的好得多。从这以后，杨正文不但不骂他女人了，还跟杨春发老汉两个成了我们的宣传员，在村子里见人就宣传说：世事变了，共产党来了，领导的妇女也一样能下地干活了。慢慢的，村里的妇女差不多都下了地，全乡妇女慢慢也都下了地。
男女互助组还是合起来好
开头，我们八个妇女组织的这个组是有活就干，没活就散，也没有啥计划。以后，男人们组织了常年互助组，都订了生产计划。我们的组员们说：“咱们也订上个计划吧！”按啥订计划呢？我们一人都向家里要了三亩地。计划订好了，地要犁几遍、耙几遍、咋样种、咋样收都商量好了。那会儿正是犁麦地的时候，有些人家都犁了头遍。我们组里这下子出了问题了，谁会犁地呢？组里还没一个人。学吧！这也不是一天两后晌能锻炼出来的。谁给教呢？男人们都忙着给自己组里干活哩！再说，就是有人会犁，牛呢？犁呢？牲口、农具一样也没有，还能做庄稼？商量来，商量去，大家都说：
“还是非找男的参加咱这组不行。”这时候，我们组里的几家男人都参加了别的组，我们就另外找了两户有男劳力的参加我们的组。谁知道这里面还有问题：一个是这两户跟我们心不齐，光想占我们的便宜，闹不在一起。再一个是影响了家庭关系，家里饭没人做，娃也没人管，有的女人回去了，男人没回来，门锁了，进不去；男人嫌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常在一起，心里不满意，女人也嫌自己男人对自己冷淡，也不高兴。好好的家庭常为这些吵吵闹闹。再说：我是个睁眼瞎子，组里也没一个识字的，记账、订计划，啥事都得叫我丈夫帮忙，人家忙了就不愿意做，就为这也不知生过多少回气。越来问题越多，眼看着互助组就要垮了，我心里急得跟火烧一样，心想：这回我领导的这个互助组要是垮了，再要发动妇女组织互助组就难了；说啥我这个组也要把它巩固下来，有困难我就想办法克服它，解决不了我再寻政府给我出主意。正巧这时候妇联一个同志来了，我就把组里的情况给她详详细细地谈了一遍，跟她商量。最后决定，还是各家把各家的男人叫回来。谁知给人家一说，人家都不愿意，说：“跟你们女人在一起太麻烦。”有的怕两口子在一搭做活，人家看见笑话。为这事可费劲啦！我给人家比来比去地说：“你们光给我们三亩地，牲口、农具啥也没有，地种不上荒了，是咱们家里的损失；再说，一家人分成两摊摊，各做各的还成个啥家庭？要是到一个组里来，咱们一分工，我们能做的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你们做，家里活也有人照应了，计划也好订，这样有啥不好呢？”经过我们这样说服，同时，男人也感觉到过去因为不在一个组里，家庭弄得乱七八糟，心里也想着“合到一块试试吧”！这下我们这个包括一户雇农、四户贫农的互助组才算组织成了。说起合并也不是个简单事。究竟谁当正组长，谁当副组长呢？有些人就不赞成妇女当组长，要我们的组干脆解散，参加他们的组；我们要叫他们回来参加我们的组。后来，男人中间也有人说：“人家秀兰领导互助组有办法，咱们还是回来，叫秀兰当组长。”又把杨奉武选成个副组长。这样一合并，大家的生产劲头都大了，妇女身体好的帮男人一块儿做，分出两个女人在家做饭。大家又说又笑，干得真热闹。杨俊杰说：“这下大家的劲才能出到一搭儿了！”从这以来，家家都不打架闹仗了，有事大家商量着办，计划也订出来了。做活是按各人的长处跟体力分工，男人的活就是犁地、耙地、拉麦、背麦、翻场、碾场、拔玉米秆跟谷秆；妇女选种、割麦、拾花、掰玉米、搯谷穗；组里还有两个老婆婆，看了三个娃；我丈夫杨培初过去教过书，能算会写，就当了我们组里的记账员跟教员，除了记工算账外，还给组里读报，教妇女们认字。慢慢地，我们这个组才像个样了。
按“分”拿工钱谁都不吃亏
计工算账的事在互助组里可是个要紧事，一点不合适，互助组就不得巩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走了弯路了。起先，我只知是工换工，你给我做一晌，我给你还一晌，也不知啥叫计工评分。有一回，我们发现雇农杨俊杰给别人揽工，做短工活。开会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杨俊杰不跟组里人互助，给别人做短工活不应该。杨俊杰说：“我给人家做活，当天就能见钱，好给家里买些油盐。”这下，才提醒了我，想起应该给工钱，不应该欠下工。我一提出来，大家也觉得对。商量结果是：不需用钱的人可以给还工，等着用钱的人结算时候一定要给工钱。后来，我又看出有些人不好意思自己开口问人要钱，我就时常东家串串，西家走走，随时关心组员的生活，谁家生活困难，或是有事需用钱，我心里先有个底，清账时，不等他自己开口要，我就给他提出来了。像杨奉武他女人生娃了，家里连给买些糖的钱都没有，清账时，他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我就把这些情况给组员一说，大家都说应该给工钱。杨奉武感动的说：“组长，你真好，一下说对了，我老婆‘到炕上’（生娃的意思）好几天了，我真是需要几个钱。”
评分也是个难事。一人做活一个样。刚开始我们妇女单独成组时候，就没管三七二十一，反正，你给我做一晌，我也给你还一晌工。男女合组以后，男组员都说妇女做活不如男的，就又糊里糊涂规定：女的只顶男的一半多些。给工钱男的五千元，女的三千元。这样实行了没几天，女组员干活都不积极了。冯玉秀闹着不干了，就是要退组，我还不知是为啥，心里着了急。问了半天，玉秀说：“我做活跟男人一样做，为啥我的工老顶不上一个男人？这样太不公道，我不干了！”我一听是为了这事，就赶快召集组员开会，商量看这问题咋解决。有人就说：“干脆男女都订成一样的。”我一听说：这样可不行；就拿我丈夫来说吧，他过去是个教书的，庄稼活做不了，再说这两年身体也不好，拿一样工钱不合理。商量到最后，又决定把工钱分成三等。不管男女，看活的轻重，做的好坏、快慢、粗细，做的时间长短，评上几等拿几等。照这么评了几天，又觉着这样等级太少，有时放在一等太高，搁到二等又低，很难掌握。又开会讨论，这回决定：每天大体规定十分（好的能多评，不好的也可以少评），又把每分工钱规定成五百元，每天做完活后评分，谁的活做的好，时间长，就评的多；谁的不好或是时间短就评的少。按分拿钱，谁都不吃亏。这么一来，大家都没意见了。
有批评才有团结，讲民主才有力量
领导互助组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像我这个人性情太急躁，又是才学着给大家办事哩，没经验，都是慢慢做着才摸上点门了。过去，我常听人说互助组要常开检讨会，才能巩固。我也不知咋开，就在地里你说我，我说你，乱说一阵子，越说意见越多，是非越多。有一回，给陈春兰家做活，春兰把饭做迟了，馍没蒸熟，组员吃了，一个个都喊叫肚子疼。检讨会上，我就把这事提出来叫春兰检讨，春兰说她不是有意的，不承认错误。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把春兰乱批评一顿，春兰接受不了，又哭又闹，结果把会开烂了。不但问题没解决，春兰连互助组也不参加了。大家都有意见，几天了，也没人去做活。这一下我着了急，就赶紧跑去寻乡长。回去以后，我先找春兰谈，检讨我上次没把会掌握好，大家提意见的态度不好；然后，再给她提出来：她把馍蒸生了，吃的大家肚子疼，也是她的错。这回她承认了。这时候，我才又召集组员开会，我自己先在会上检讨了我自己的缺点，春兰向大家说她那天又哭又闹不接受大家的意见不对，馍蒸生了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把饭做迟了。有些男组员也检讨自己那天提意见有些过分了。这样一来，把话说通了，春兰也提出了保证条件，大家又和和气气搞起生产来了。现在，我们组五天开一次检讨会，大家心里再也不结一点疙瘩了。
当组长要领导好一个互助组，困难多是多，可是，只要你讲民主，遇事多和组员商量，不论多大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过去，我就不知道这点，啥事都是我自己拿主意，样样事都在我一个人肚子装着，组员也没一个人想办法，出主意。就拿做活来说：也不知道事先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明天该给谁家做，后天该给谁家做。天天早上起来，自己才这家跑到那家，叫了这个又叫那个，有的起来早的，都到自己地里去了。有时候给这家做早了，给那家又做迟了，说我是偏这个，不照顾那个。弄得自己又是累又是气。结果，大家都对我有意见，事情也没做好。心想：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一赌气，就把大家事先召集来，叫大家说，明天应该给谁家做活。大家一讨论，认为谁家的活紧，该先做，就都同意了。第二天，我还没叫，组员一个个都自动的到事先讨论好的那一家地里去了，我一看，这真是个好办法，以后就这么办：今天晚上把明天的工作就计划好。这样，大家再没啥意见了。从这以后，我才知道为啥要讲民主，为啥给大家办事要跟大家商量。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虽说是受了些难过，可是，现在我的地位提高了。无论是村里人、乡上的人，都很看得起我。我们的互助组被评成了全县的丰产组，我也当上了劳动模范。再拿家庭来说：过去，我丈夫跟我感情不好，嫌我不识字，我一出去开会，领导妇女生产，他就骂我说我丢了他的人。我也嫌他待我不好。两人常是吵吵闹闹的。这会儿，我组织起互助组，家里的地不要他操心，我跟组里人变工都种了收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村里人都说我好，他也觉得很光荣。现在，我们俩的感情比以前变好了，他不但再不骂我了，我出去开会的时候，他就替我把铺盖捆好，杯子、手巾都给我绑上，问我要零化钱不要，还把铺盖背上，把我送到县里。家里有事也和我商量，有空就教我识字。再不打打闹闹了，日子过得很美满。
提起这些好处，我今辈子咋也忘不了咱毛主席和共产党。要紧的是以后要更加紧地干。只要有咱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我就有决心把我们的互助组组织好，不但要发展成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一步步发展成集体农庄，一直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班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