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玉宝》到《高玉宝续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从《高玉宝》到《高玉宝续集》
　　高玉宝
我的处女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自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至今，已经40年了。想不到，这本书于1955年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多年来，国内外很多读者来信问我，当年我是文盲战士，怎样写出这本小说？几十年来，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最多，一天收到200多封信，已装满三大木箱。每看着这一封封热情的来信，都使我感动，从而激起我对40多年艰苦耕耘的回顾。
小时候，我仅上一个月的学，就被生活所迫失学，9岁当童工，15岁又替多病的父亲当劳工，那一个月的学，是我童年和少年唯一的学历。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49年解放军南下作战的行军路上。那时，我不会看书，也不懂什么文学创作，但我从小非常爱听民间故事，看皮影戏。我9岁到大连当童工之后，晚上没事儿，就去大连博爱市场听艺人说书，讲历史小说，一听就迷，挪不动腿。当时听书要交钱，我没有钱，每天帮说书人维持秩序，说书人很同情我，就免费让我听书。虽然我那时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装了一肚子书和故事，如：《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书。我整整听了六年，这些书我最少听了五六遍。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我全能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地讲出来。从这些名著及民间故事中，我了解了旧中国黑暗的社会、苦难的历史，什么是好人、坏人，并从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当时我最崇拜武松、岳飞、呼延庆等人物，我还非常崇拜孙悟空的本领。我立志要像岳飞那样刻苦学习、忠心报国，像孙悟空、武松那样为民除害。所以，我小时候总爱学孙悟空摆弄棍棒，翻跟头，练武艺，长大好打坏蛋。我裤腰带后面，总拴一根木棍儿，走起路来很神气。
1949年4月，我随部队南下作战，后来，部队解放了长沙市，驻防在市郊肖家乡。一天，我看到一位小学生在看米谷同志画的《少年毛泽东》连环画，便借来，请识字的战友念给我听。不久，部队给我们战士发下一本书来，叫《沉冤记》，是白刃同志写张锦明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识字的战友念给我听之后，一下子引起我对童年、少年苦难生活的回忆，心想：这不也有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书吗？我在旧社会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不可以写成书给后人看呢？从此，我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就这样，我开始了文学生涯，从湖南长沙的肖家乡起笔，写起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那时我写书的困难，像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一是整天行军作战，没有条件；二是没有时间；三是不识字、不会写小说。我曾灰心不想写了，但我要写的事和人物，像开锅的水，在脑子里直翻腾，难以平静，放不下，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怎么办？我鼓励自己说：困难能使弱者倒下，但也能使强者奋起！人民战士能英勇杀敌，也决不能叫学文化学写书的困难压倒！部队首长为鼓励我们学文化，给我们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使我深受鼓舞。我决心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顽强学习和写作的毅力，及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学字、写书。行军时，我衣兜里总装几块小瓦片或石片，请有文化的人在上面刻几个字，我一面走路一面看上面的字，并用手指在手心、手背上默写。为写小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点旧纸，订个本子，又找到一个铅笔头。行军停下来休息时，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坐在路边上写小说。不会写字，我就想出一个笨办法，以画图画和画符号来代字写书。我就这样在行军的路上，艰难地学字、写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写出20多万字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此手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1954年，军委、总政领导，破格保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小时候我做梦都想上学，但在旧中国该上学的年龄，我却上不起学，而在新中国，我已是27岁的大龄青年，不仅能上学，而且上了大学，这是穷孩子在旧社会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在大学学习8年。为报答党和解放军对我的培育之恩，我废寝忘食、发奋读书。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部队工作。我这放猪娃、童工、劳工出身的文盲战士，竟在新中国成长为作家、大学生和师级干部。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和苦难的中国人民，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