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活　新的视域——谈“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的生活　新的视域
——谈“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
林为进
“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视域，从封闭了几千年的国门，探索着延伸到了西洋与东洋的彼岸。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使得漂洋过海、远离故乡与亲人去寻求知识的敏感青年获取了异常复杂的感受，并有不少人化之为文学而加以情感的宣泄。因而，可以说有了出国留学的青年，就必然有“留学生文学”。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等人为代表，中国“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曾有过一段璀璨耀目的时光，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而那一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伸与发展，承袭了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表述着振兴民族、富国强民的热切期待；而且其中的主要作家、诗人，大多数都是或后来成为国内文坛的重要支柱，“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与国内文学界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也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了那时的中国由于贫穷和落后，而饱受轻蔑与欺凌的状态。不论是郁达夫的“感伤”，还是闻一多的“悲愤”，无不反映出“为祖国奋斗追求”之心声。为此，直到如今，我们读到70多年前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先生写下的诗篇：“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时，仍然会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情感的共鸣，将时间的距离缩短。
经过历史之一瞬间、人生漫漫路之半个多世纪后，又出现了新的“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从80年代初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到1992年同时有好几个长篇出版，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北京出版社）、《东京的诱惑》（葛笑政，军事译文出版社）、《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北京出版社）、《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作家出版社）、《他乡明月》（柯岩，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日本呵，日本》（曾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上海《小说界》为此开有“留学生文学”专栏。
“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出现、形成于八九十年代，而不是五十年代，更不可能是六七十年代，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我们难以想象在只有极少数经过严格审查与特别批准的人，才有可能登上出国的飞机，只有职业外交官，才有可能在国外居住一段时期的年代，会产生什么“留学生文学”。在那种时代氛围中，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敢、也不可能兴起出国的念头。只有经过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对自己加以重新的认识，并重新认识世界，社会与个人的诸多禁忌，才有可能会被打破。从“外语热”的兴起，到“托福”、“GRE”成为许多年轻人谈论的话题，只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光。它不仅反映出“外面的世界”并非十分遥远和神秘，更是由这种能够理解的现象中，看到正处于开放改革的中国开始树立起真正的自信。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国于本世纪出现的两次“留学外洋”的热潮，一于世纪初，一于世纪末，而又同时都处于某种历史的转折点，都反映了振兴民族、富国强民的热烈希望。不过，就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诸因素而言，两者又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别。如果说世纪初的留学生，多数是以忧国忧民的心态，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悲壮感，到外洋去寻求救国之策、振兴民族的方略、知识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既有为建设祖国充实知识的抱负，也有了解世界、体验新的生活方式之想法。同时，毋须讳言，亦不乏以为外国的钱好赚而以留学的名义、出去当劳工的冒险者。而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比起前辈，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总是少了一点压抑感和沉重感。
这种不同的心态，于世纪初和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中，都得到了十分明显的表现。在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人留学期间的创作中，不论他们描写什么样的题材与人物，也不论他们的个人风格如何，是激昂，还是缠绵，是悲愤，还是伤感；祖国、软弱无能的祖国，这一形象总是或隐或显地矗立于作品之中。因而，不论他们是通过哀怨，还是激励，或是其他什么样的方式，无不流露出“祖国啊祖国，您赶快强大起来”的愿望。而从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个体性的经历和体验。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也不论是成功还是挫折，所表述的基本上都是自我的所得与所失。内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无疑首先是新中国在世界上已树立起自己崭新的形象。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于痛苦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远远比不上世纪初的前辈文学，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原因，而有历史条件、时代氛围的诸多因素。
正是由于历史条件与时代氛围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也由于对痛苦不同深度与广度的体验，因而，我们在阅读本世纪初及目前的“留学生文学”时，自然而然会有不同的感受。无疑，于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人留学期间的作品中，我们阅读时所得到的是审美的愉快，而那种审美的愉快，又往往和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情感相联系和呼应。这种共鸣，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目前的“留学生文学”，基本上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某些新的生活形态的认识。此外，明显反映出商品经济对现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的影响和冲击，也是目前的“留学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于艺术的层面看，简单认识的价值似乎的确不如审美效应的价值。但人类社会毕竟存在并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学，而认识作用，又正是文学的一种基本价值的体现。有了认识，才会有了解和理解。我们于成功者的得意及不无炫耀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失败者的烦躁之《上海人在东京》中，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经历、际遇，得到某种大概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可以不欣赏幸运者、成功者的某些作法，也可以不赞成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认可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价值观念，对某些作品粗糙的文笔，更可以不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看待，但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的确是通过新的视域，向我们展示了新的生活层面。由这些作品，我们不仅对留学生的基本生活形态有所了解，对他们种种复杂的心理感受有所认识，而且对于如何应付、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也能有所了解。这亦大概是此类作品，于青年人集中的地方特别有影响的一个原因。这种认识和了解，不仅是对留学生本身，而且通过留学生的体验，使我们对留学生所在国的民族性格、文化特点，有一定的理性发现。如葛笑政的《东京的诱惑》，通过他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描述了一批他所认识的日本人，由此反映出某些日本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及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
目前的“留学生暨域外题材文学”，虽然基本上还停留于描述个人经历的、纪实叙述的阶段，离艺术审美尚有一定的距离；但它们对众多留学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勇敢探索、追寻、奋斗的描述，不仅令人感动，而且由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去认识世界的反映中，使读者对人类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得到范围更广的形象认识，这比文学自身的价值，无疑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