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各地报纸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从“张顺有事件”发生以来，即在不同程度上向漠视人民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现象展开批评和斗争。在开展批评和斗争中，有的报纸开展得好，有的较好，有的不好或不很好。开展得好的有上海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海南报、浙江日报等报。这些报纸开展批评的特点，一般是勇敢地提出批评，并发动了群众参加。
上海解放日报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报道了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在报上进行批评遭受该公司和前新市区人民政府报复，被无理解雇和非法扣押一百零四天的事件后，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明礼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一月十九日又揭发了反党分子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该报在揭发“黄逸峰事件”时，还发表了社论。紧接着，该报为动员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大力展开批评，又发表了该报所召开的通讯员大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胡立教同志在讲话中，阐述了发动群众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大通讯员继续大胆地向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期间，该报还发表了很多读者来信来稿，对黄逸峰的反党思想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来信来稿进一步揭发了一些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一月二十四日所揭发的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等“闯入剧场非法扣押演员”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报在揭发这一事件的同时，还在短评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省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既要常光华“检讨”又要剧场检讨的姑息调和态度，是错误的，应即严惩违法乱纪分子。解放日报同时对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处理“梅芳庭事件”的敷衍塞责行为，继续进行了斗争。
东北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三日主动地揭发了沈阳百货公司批发站的“绒衣积压事件”后，也曾发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批判。东北日报并邀请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国店员工会东北区筹委会、东北区百货公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接受“绒衣积压事件”的教训来在国营商业部门开展反对积压、浪费现象的问题。这就使思想批判结合自下而上的检查，在东北全区商业部门造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从而使报纸的批评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新海南报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区很多机关不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和抗拒批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和海南人民行政公署提出申诉，以公开的、指名点将的方法，公布了在去年十个月中积压读者来信四百五十二件不予答复的一百六十三个单位的名单，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并作出一年来处理读者来信的总结性检讨。新海南报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面前来解决，不仅主动地争取到党委的支持，督促党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而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新海南报还以召开工人通讯员座谈会、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在报纸上辟出“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全海南地区的群众性的批评运动。现在这一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被报纸指名批评的海南区一级和海口市一级绝大多数机关，如海南财经委员会、中共海口市委会等，已对积压的报纸读者信件作了答复或检讨，并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和制度，同时进行了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干部，已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如海南行署农林处副处长林庆墀，在崖县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期间包庇地主恶霸，引用反革命分子，对干部群众的批评均置之不理，并加以打击，已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新海南报对那些经报纸批评后仍迟迟不作答复，或检讨不深刻的单位和个人，还继续坚持了斗争。如对中共澄迈县委、定安县委等，该报就曾在报上公开督促答复。对那些只在形式上承认错误而在实质上仍然抗拒批评的典型官僚主义者，如海口市副市长林诗耀、海口港务分局局长林岳等，该报一面发动群众揭发，使他们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无法进行狡赖，一面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他们“只能由上级批评我，不能由报纸或群众批评我”等错误思想。浙江日报在去年十月下旬报道了三件干部侵犯人权案（即“冯镇元事件”、“潘香球事件”、“顾伯贤事件”），并曾以这些典型事件为中心，发动干部群众在全省系统地展开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讨论和批判。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较好的，有西安群众日报、黑龙江日报、辽西日报等。这些报纸都分别揭露了一些典型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并结合这些典型事例，初步发动群众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西安群众日报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揭发了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站长王景荣等压制批评的“朱珉事件”后，即在第三版辟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提高
一步”的专栏，对于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错误思想展开了斗争。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经报纸批评后，在中共西北石油工业委员会等机关组成的检查工作组的协助下，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解决了该站过去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如忽视安全生产的问题、领导作风不民主、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等。其他地区和部门有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如中共咸阳地委书记、中共栒邑县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等，也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对待群众批评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黑龙江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五日揭发了肇东县第七区区、村干部张吉祥、宁金亭等斗争打击农民通讯员刘守本的事件，并连续发表了与此事有关的机关和个人如中共肇东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肇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肇东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等的检讨，及其他干部联系此事所作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对待群众批评的自我检查。辽西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了“郑怀恩事件”后，并以“郑怀恩事件”为中心，继续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批判和检讨。这些报纸虽然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在报纸上广泛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因此还没有在当地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发表后也没有主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因而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如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局长余美庆及前越秀公安分局局长王志明等诬指税务局工人李朝韬、谭子池和市民翁业韩及其十一岁的小孩翁炳生有偷窃行为，非法扣押李朝韬六个多月并扣押谭子池等三人七十多天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三日经受害人李朝韬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诉，但拖延了八个月到最近才作处理。在这期间，南方日报不是毫不知情的，据南方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主要是不敢揭发。及至一月十四日该报公布这个冤狱案件的处理结果时，对广州市领导机关只给予违法乱纪分子轻微的处分（余美庆和王志明仅受到行政上警告处分），也未表示任何意见。有的报纸在开展批评方面是被动应付，“虚幌一枪”，再没下文。如安徽日报虽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道了该省许多机关忽视人民来信，以致该报八月至十一月发表的一百四十件读者批评建议信件就有一百一十九件没有答复；但对其中某些干部如嘉山县公安局局长责备干部不该写稿批评他压制批评的行为，只简单地提了两句。此后也没有发动群众对典型的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因此直到最近仍不见被指名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认真的检讨或答复。最显著的一个例证是，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违法乱纪的事件，被上海解放日报揭发之后的第二天（二十五日），安徽日报才配合“开除常光华党籍的决定”，公布了这一事件。而对姑息违法乱纪分子的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同志，则仅以“某些领导同志曾经一度作过不当的处理”，“确实是值得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的教训”，而含混过去，甚至连“检讨”二字都不敢提一下。像这样在报纸上不敢展开批评以及安徽省委不支持报纸批评的情况，据安徽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是“一贯的严重问题”，并要求本报“加以支持”。河北日报在这一方面甚至比安徽日报还要软弱。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的事件，虽经本报一月十九日揭发已有十余日之久，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其他还有不少报纸虽面对着当地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但至今没有展开公开批评、进行斗争的勇气。
上述这些报纸没有或不很好地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是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