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市工商局前会计员薛祖云 控诉局长张立轩等陷害干部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蚌埠市工商局前会计员薛祖云
控诉局长张立轩等陷害干部的罪行
编者按：去年十二月底，读者杨琪华来信，揭露安徽蚌埠市工商局长张立轩等阴谋陷害革命干部薛祖云的罪行。本报当即写信给安徽日报请他们负责调查，并写信给薛祖云，要她大胆控诉。安徽日报已在一月二十八日将薛祖云控诉信刊出，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查究处理。现在我们把薛祖云的控诉信公布在这里。编辑同志：
我叫薛祖云，是一个青年团员，被蚌埠市工商局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打击报复，阴谋陷害，并将我逮捕监禁达一年两个月之久。现在我将被陷害的经过向党报揭发，请求主持正义，督促有关方面迅速查明，惩办陷害的主谋人，并教育其他失职人员和官僚主义分子。
我是霍邱县薛集人，现年二十三岁，地主成分，学生出身。一九四八年春，我在正阳女子师范毕业，当年秋到田家庵中心小学教书，一九四九年六月投考蚌埠市干部学校，十月份被发展为青年团员，十月底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我刚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时，领导上对我是信任的，也注意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所有局内印鉴、校对、会计、出纳、资料保管，甚至局长私章和签名章，统交我负责管理。到一九五○年九月，除会计工作移交给他人外，印鉴、校对和档案工作，仍由我负责。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调到工商局工业科做内勤工作。
一九五○年春，工商局商业科科长龚允佳（原为共产党员，在“三反”中因贪污问题已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徒刑劳动改造。）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被我拒绝。当晚，他又借机对我调戏，被我严词斥责。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领导干部，这种行为实在恶劣。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局的领导同志反映。当时局长为余志新，局的领导同志和党支部都对龚允佳进行了批评，党内并给以处分。因此，龚允佳对我颇为怀恨。
工业科科长朱抗（党支部书记）的爱人葛仁婉是候补团员，她在一九五○年夏天要求转正。当时我是团的组织委员，我和团内绝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葛思想落后，表现不好，不能马上转正。后经团支委会、团支部大会讨论的结果，都不同意转正，决定给葛延长候补期三个月。朱抗因为要急于和葛结婚，竟以党支部名义强制团支部通过葛仁婉转正，并因此对我极为不满。
局内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党员、党支部委员），他一贯对我忌恨，而且时常打击我。因为我在局内担任的是监印等工作，我能遵守制度，不给他方便，他就对我大为不满，说我是新干部，没有资格管这些东西，甚至还讽刺我。特别是一九五○年夏天，他有蚊帐也要求发帐子，我按照规定，提出反对，因此他对我更加怀恨，处处和我为难。如他叫摊贩管理所不把计划交给我（该所属工商局领导，我是会计），结果银行不给钱，使我费了许多手续，还影响了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局内股长柳东又向我提出婚姻问题，也被我婉言拒绝。同一月内，局长余志新找我谈话，说我政治上比较开展，思想纯洁，工作积极，是有前途的青年，准备把我介绍给新调来的局长张立轩作爱人，我当即表示反对。余又再三给我打通思想，说张是老同志，组织上应该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并说张“可以多帮助我进步”，“年纪大不要紧”等等。我因张思想品质不好，坚决不同意，因此，张就对我不满。
当上述情况接连发生后，我的情绪很波动，再三提出要求调动工作，领导同志都未允许。接着，我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如：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局内秘书科科长朱浩找我去谈话，说在一九五○年冬，有一次蚌市停电时，局内赵诚光同志的衣服证章被偷，说那天我不在局内，有嫌疑。这使我气愤极了。因为那天夜里，我是在局内的，而且和同住一处的女同志常一清，都在宿舍内，并未外出。当时我据实报告，并提出证人。事后，我发觉因为婚姻问题，老是得罪人，会发生意外，再不解决不行了。在一九五一年二月间，我请假去宿松（因哥哥死了）路过合肥，经前皖北行署交通处长赵凯等介绍，我和行署杜××同志建立恋爱关系。一九五一年四月八日，杜××同志去北京开会，路过蚌埠看我。这事被工商局领导干部知道后，就引起张立轩等大为不满。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就到财政局把我早经移交、报销过的账册拿回（我是
一九五○年九月移交的），指派一些人进行清查，并在四月十七日晚，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说有下面几点理由：
一、在我以前的一个会计，因业务生疏，把付摊贩管理所建筑费现金六十万元，未列入现金账，因此从账面上看：她的移交数比我接受数少六十万元。他们即认为我有贪污嫌疑。我当时曾提出抗议，指明摊贩管理所王志军和交给我的会计王佩芳可证明，但他们不加理睬（这一点，早经王等证明过）。
二、过去银行已有工商局的存款户头，我不知道也不懂得。当我接受会计工作，并继续向银行存款后，发现过去有存款七十三万元，经请示业务指导人柳东，将这笔款转为移交科目收入。他们认为这一点可疑，我也提出有人可证明。
三、一九五○年三月，改变记账方法，我对新方法不熟悉，账有些乱，并有错误，但有收支对照表可证实没有贪污行为，而且经过正式移交手续，未发现贪污。他们也抓住这一点，作为陷害借口。
特别是下面一点，他们更加当做陷害的重要把柄。
四、工商局所属摊贩管理所会计李永铎，一九五○年一月间，预领经费。至二月查账时，我发现他挪用一百七十五万元未报。我当即向他追问，他向我求情，说工商局如发现了会把他开除，他家中有老母、小孩，生活困难，求我替他瞒住，并答应日内归还。到了归还日期，他又未还清，紧接着实行财经统一，我又怕张等发现后乘机打击，无可奈何，我向同学借金戒子一个垫上。这事在杨振中等查账后，反诬我贪污，我据理申辩，他又说我花言巧语蒙蔽群众。
在这一斗争会上，经杨振中、龚允佳等少数人发表打击性意见以后，即由工商局局长张立轩宣布将我送法院强制反省。并说：我账上的错乱，都不是主要的（当然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无问题的。因为我账上所有疑问，都有交代，有人和事实可证，并且是经过正式移交、报销手续的），而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是主要的。
我被送至法院后，法院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我才知他们是以贪污问题为借口，对我达到政治上陷害的目的，我就更加愤慨。
第二天，蚌埠市法院就给我带上手铐，提去审讯。由法院提讯不到十分钟，市公安局保卫科又来提讯，这样我就被诬陷为严重的政治犯。每次审讯都在下午七时至夜十二时、一时。每次审讯时，我都把被捕前的内幕情况，向他们报告，请求查处。但他们硬说我是特务，并说这是和我哥哥有联系的
（我哥哥叫薛祖贤，在宿松县陈汉区工作，已病死）。他们还说我做特务活动的情形，已被他们制成卡片，强迫我承认是特务。我再三否认，并等待着党和政府最后弄清事实。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蚌埠市公安局把我解到皖北法院，审判员孟子皿把我提讯。这次我又把被报复陷害的情况，向他报告，并要求迅速处理。我对解来皖北法院处理，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相信上级法院一定会把事情很快弄清。那知道一拖四个月，都未审讯。直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才开始第二次审讯。第二次审讯时，已经不像第一次审讯那样含糊，明确提出我是贪污问题。说：市工商局有材料，证明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要解我回蚌埠。我怕到蚌市后，更遭陷害，请求在皖北处理，并要求将蚌市工商局账册调来。到十二月份，皖北法院将账册调来，并将前会计王佩芳，后会计龚忻、胡雕等三人调来，但是最主要的移交表和有关的各种表格，蚌市工商局拒不交来。因此，是否有贪污问题，仍无法判断。我就催促皖北法院，继续追调有关材料。皖北法院即打长途电话、去公函，要蚌市工商局把有关材料全部交来。但是蚌市工商局张立轩等，仍然不交重要材料，故意把我拖在监狱中。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皖北公安局来提讯。当时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老是在法院、公安局转来转去。那知道这一次皖北公安局侦察科朱科长对我说：“我们准备释放你了，你有意见没有？”我提出意见，他又说：“出去以后不要乱说冤枉。有些人就是这样走向反动方面去的。”六月二日，法院又将我提讯，审判人孟子皿告诉我说：“你的案子判决啦！”于是他就开始宣读判决书，一开口就是“贪污犯薛祖云”。我当即提出抗议，他不理睬，继续宣读判决书，说我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五万元。我即提出：“既然是他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我包庇的，何能说是我贪污？”他说：“这是审判委员会的用语问题。”于是判我徒刑六个月，以以前关押时间来抵折。我要求重新判决，他就说：“不服可到华东打上诉！”我再提意见，他就宣布说：“我退堂了！”我说：“你到退堂了，我又到那里去呢？”他说：“你到那里去，我可管不着。”无可奈何，我只好带了几件破衣服、棉被等，到皖北民主妇联会去，妇联负责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很重视，就要求有关方面重新调查处理。出狱后，我的团籍和工作都恢复了，法院也撤销了那个错误判决。但是对我进行陷害报复的坏蛋张立轩、朱抗、杨振中等，还逍遥法外，我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我所以提出他们陷害我的理由如下：
一、既然认为我有政治问题，为何又召开群众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而且以贪污为名，将我逮捕。我的经济账目，几次清查都未发现我有贪污行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查账后还未做结论，就急于将我逮捕，这显然是报复。
二、既然对我政治上早有怀疑，为什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份，张立轩还通过余志新介绍，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而且长期间都叫我担负管理印鉴等重要工作。
三、他们怀疑我政治上有问题，是说我接近的人和我哥哥有问题，既然是他们有问题，为何不先弄清他们的政治情况，而先逮捕我。
四、张立轩是在合肥开会回去以后，决定逮捕我的。他在合肥开会时，工商处已提出要调我来省，而且告诉他，我已与杜××有恋爱关系。既然是早就怀疑我，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决定逮捕我，这不是有意陷害是什么。
五、即使怀疑我有政治问题，但是没有任何足够的材料，为什么要逮捕我？就算我是有嫌疑吧，有嫌疑也该先弄清楚，他们在政策上应该是懂得这一点的。
六、既然说是怀疑我有政治嫌疑，为什么逮捕后，长时间内不继续追查，弄清事实，故意拖延。而且对我的所谓贪污问题更采取恶毒的拖延手段，故意不交重要材料，以致这一问题长期内难做结论，这显然是故意陷害。
七、我哥哥等人写给我的信，在这些信中有些话，他们为什么断章取义，摘出作为反革命证据，这当然是制造借口，达到个人陷害的目的。
此外，我在被捕之后，曾向蚌埠市法院、公安局和皖北法院提出申诉，告诉他们陷害的内幕情形，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申诉，迅速调查处理，使我长期关押在狱。我在被捕后也曾给团支部书记柳东写信，要求调查处理，他们又为什么不提请有关方面注意调查。
我特别要求有关方面，把陷害我的主犯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逮捕法办，严厉惩处，以教育广大干部。此致敬礼！
薛祖云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