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我们怀念您！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陈毅同志，我们怀念您！
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
陈毅同志几十年戎马生涯，南征北战，而最后十几年，是在外交战线上度过的。这期间，国际上风云变幻，外交上波澜迭起，陈毅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为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这些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受陈毅同志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种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怀念不已。现就我们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写成此文，以志纪念。
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外事工作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我国外事工作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央外事小组，负责领导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外事工作。同时，决定成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作为中央外事小组的办事机构和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的总口子。陈毅同志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对于如何统帅外事队伍，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卓有成效地开展外事工作，陈毅同志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先靠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靠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他说，建国以来，外事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根本的原因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建国之初甚至在建国以前，对于我国的对外总路线、总政策作出了战略性的规划，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及时的、灵活的策略指导。他还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我们在外事工作中的基本作风也作了明确的指示，一再教导我们在对外工作中必须反对大国主义，提倡谦虚谨慎，不亢不卑，实事求是的作风。
陈毅同志反复强调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他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温故而知新，要不厌其烦。这个问题要反复叮咛，多讲几次，有好处。他列举了14条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包括外事工作要“另起炉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求同存异”，“后发制人”，“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怕鬼”，等等，并且深入浅出地作了阐述。
陈毅同志说过，“搞外交最难的还是政治，有理论，有预见，遇事能够正确判断，知己知彼，这是最难的”。他指示各外事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很好注意外事工作在理论方面的基本建设，开动脑筋，多考虑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而且要勇于提出一些对外政策方面的创议。在各级外事干部中也要提倡这种钻研和讨论问题的风气。这样就可以引导大家注意政治问题，提高工作的思想性，工作中就会出现生龙活虎的局面。
在组织上，陈毅同志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强调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又注意发挥各外事部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指出，外事队伍好像一支多兵种的部队，必须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散作战，统筹安排下的分工协作。指出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央外事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在外事工作方面应该对中央和国务院起参谋部的作用，着重抓外事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处理重大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诸如带全面性的外事规章制度和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自己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等。各外事部门则按照总的对外政策，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工作，相互配合，搞好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整个外事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就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对外政策。
陈毅同志一再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外事工作大权在中央，授权有限。明确指出，外事工作是具有高度统一、集中性的工作，重大问题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或者由中央直接处理。所有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外事纪律，绝不允许自作主张和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陈毅同志自己就是严格遵守外事纪律的典范。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但非常谦虚谨慎，重要外事案件，都亲自请示周总理乃至毛主席。他多次表示，外事口把关的是周总理，我不过是他的一名助手，遇事要多向总理汇报。
陈毅同志作风民主，非常重视发挥各部门和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提倡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特别是在内部讨论研究工作时，他常说，“最好有反对意见，这不需要一面倒。成为党的决议，那当然就要执行，执行中间再修改，不能对立起来”。他还说，“只要有见解，有论证，有怪论并不坏，怕的是千篇一律”。
开展人民外交，广交天下朋友
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是“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依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陈毅同志深刻体会毛主席的外交思想，对人民外交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和广泛深入的实践。他指出，“我们的外交是人民外交，这种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为对外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园地”。
早在建国之前，我党就重视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不仅接待了不少同情和支持我国革命的外国朋友，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求恩、路易·艾黎等，还派代表团出席世界工联、国际妇联、世界青联等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同各国人民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并妄图制造“两个中国”。至1958年3月，陈毅同志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与我建交的国家不过20多个。当时的形势亟需要我们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打破西方的孤立、封锁，加强与世界人民的联系。陈毅同志根据周总理关于外交工作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通过上层，争取人民”的指导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对民间外交的形式、内容，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的关系，以及对未建交国家和已建交国家如何运用，都进行过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民间外交不受有无外交关系的限制，可以包括个人和团体的访问，也可以包括各种性质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就内容来说，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接触面可以包括左、中、右，上、中、下各阶层人物。民间外交和政府外交要密切配合，互相促进，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运用。对未建交国家，民间外交起着为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的作用；对已建交国家，民间外交起着为官方外交充实内容、减少阻力的作用。
陈毅同志十分强调民间外交的群众性。他指出，工、青、妇的同志以及医生、科学家、舞蹈家、运动员甚至服务员都要在对外活动中加强外事观念，出国都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是我国派出的体育使节、文化使节、舞蹈使节、科学使节。全国各部门、各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积极关心、支持和参加对外工作。
陈毅同志除了从事繁重的政府外交工作以外，每年都要会见上百批来自五大洲的民间代表团和友好人士。他对开展同日本民间的友好活动十分重视，热情地接待了大量日本各界来访人士，与他们促膝谈心，加强了解，促进友谊。1959年10月，日本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首次率团访华，试图为打开日中关系做出努力。周总理、陈毅同志多次与松村先生会谈。松村爱好围棋，会谈之余数次与陈毅同志对弈，二人结为棋友。陈毅同志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立即表示同意。在松村的推动下，次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1963年，日本棋院授予陈毅名誉七段称号。1964年，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运动。同日本的民间交往遍及日本各界和各个阶层，从劳工、文化、教育界到旧军人，从中小商社到大财团，从民间社团、各在野党到执政党的重要成员。大力开展对日本的民间外交，对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毅同志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亚、非、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他对这些地区的某些国家暂时不能与我国建交表示理解，并热情欢迎各阶层人士来我国访问。对亚、非、拉的来访外宾，只要有机会，他必亲自出面会见。他对非洲的朋友说，中国人民解放了，但决不会忘记亚、非、拉的朋友，希望亚、非、拉人民写出自己的光辉历史。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陈毅同志由衷高兴，为了尽快与古巴人民建立联系，在他关怀和主持下，决定在哈瓦那建立新华分社。
陈毅同志对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也关怀备至。他与斯特朗、西园寺公一、路易·艾黎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谊。斯特朗居住北京期间，周总理、陈毅同志经常去看望。每逢斯特朗生日，必亲往祝寿。1972年1月，陈毅同志逝世，当时正在新西兰探亲的路易·艾黎，立即赋诗一首以示对挚友的怀念，诗中赞扬陈毅同志“涉及原则问题毫不容情，绝不退让；对待人民——他以人民的事业为己任，一贯坚定，一贯忠诚”。
在陈毅同志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11年间（1958—1969），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具体领导和亲自推动下，我国的民间外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国外的交往成倍增加，我国的朋友遍天下。“以民促官”的方针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对西方的孤立、封锁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给予了有力的反击，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原来的20多个增至近50个，并为7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大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正确地宣传新中国　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建国后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统一的有效的领导。1958年8月，陈毅同志主动承担统一管理对外宣传工作这一任务。在组织上实行分口管理，由中央外事小组统一领导。
陈毅同志经常就对外宣传中出现的问题和对外宣传的方针政策以至方式方法，及时提出正确的、独创性的意见。他指出，不论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和采取什么形式来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宣传我们的内外政策，对象都是外国人。他们生活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属于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职业和政治态度。他们看问题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可能设想，会跟我们完全一致。而对一切反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只能通过宣传，启发人的觉悟，尽可能施加些影响。但是，我们应该也完全可能正确地宣传新中国，必要时揭露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中伤诬蔑，尽量增加人们对我们的了解，广泛地结交朋友。因此，要求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又善于区别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分别对待。陈毅同志又说，求同存异是一个积极的方针，而不是消极的方针。求同并不等于模糊界限，存异不等于不做工作。不看对象，生硬说教，甚至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是不对的，把求同存异庸俗化、简单化，也是错误的。
陈毅同志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要求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他的指示，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强调，“一切有关我国的报道和宣传，都必须有根据有分析，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和轻率。既要反映成绩，也要适当地反映缺点，既要反映有利条件，也要适当地反映困难条件，既要反映先进的，也要适当地反映一般的和落后的。宁可做得多、说得少，决不要做得少、说得多。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对外宣传”。在当时那种浮夸成风的年代，这一指示对正确指导对外宣传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陈毅同志重视对外宣传的方法，一再讲要注意多样性和生动性，要人家乐于接受。办个刊物、杂志，要人家爱读爱看，要重质量，讲效果。他曾跟外宾讲，“我是反对文艺上的趣味主义的，但是我主张文艺作品一定要有趣味。没有趣味的东西我就不看。在北京，有许多人请我去看戏，我总是要先问问这个戏有没有趣味，没有趣味我就不去看。我反对标语口号式的文艺，但是我认为文艺一定要起政治作用”。他强调对外宣传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性，反对宣传工作中枯燥乏味、标语口号式的说教。他反对不看对象，强加于人。当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我国访问时，他坚决反对在文艺晚会上演《红色娘子军》给客人看。他还举了非洲一位国家的亲王来访，在文艺晚会上看了《东方红》里烧地契的场面，回去后几天不舒服的例子，说明我们搞宣传不看对象，效果是不好的。
为建立一支坚强的外事队伍而倾注心血
陈毅同志执掌外事工作以后，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结合外事工作的特点提出要建立一支“很好的队伍”，并且为此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陈毅同志明确指出，外事工作不是简单的交际应酬工作，而是复杂的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甚至是尖锐的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他提出外事队伍建设的标准是，要建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的“文装解放军”。他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十二要”，即要有钢铁般的坚定；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国际知识；要熟悉重大的外交事件；要有雷达的敏感；要有哨兵的警惕性；要懂一两门外国语；要有中文的知识和中国的历史知识；要学一些外交辞令和外交礼节；要有外交风度；还要懂外交艺术。他这些严格而又十分明确的指示为外事队伍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陈毅同志非常强调，外事干部必须又红又专，既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有专业知识。他经常强调，政治要与业务结合，既反对不问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也反对空头政治。他说，外事本来是政治问题，不谈政治，不谈马列主义，不谈毛泽东思想，只作为单纯的业务是做不好工作的。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外事是个专门的业务，专门的艺术，不具备一定的专门业务知识、艺术知识，就做不好外事工作。为了说明红与专的问题，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驾驶员，如果不红，技术再好，他会驾起飞机溜到敌人那边去；反之，一个驾驶员很红，但专业知识太差，飞机一起飞就出事故，或两个回合就被敌人打了下来。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红与专不结合不行。他针对当时有人片面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业务的偏向，尖锐地批评说：“不能光讲政治挂帅，政治挂帅是要落实的，要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技术知识，挂帅才有基础，不然，挂到什么地方！”他要求各外事部门按照红专要求制订出培养干部的全面规划。他着重提出要培养自己的年轻专家，要求外事干部学习理论，把外交提高到理论的高度，鼓励他们成为专家。他还强调要培养妇女干部，发挥她们的作用。他指示，对外活动要反映对妇女的重视。外交部和工、青、妇等人民团体都要注意培养能做外事工作的妇女干部，以至女部长、女大使也未尚不可，并要列入议事日程。
为了加强外事纪律，使大家在对外活动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陈毅同志提出要仿照军队的作法搞一个外事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动的规范。其后，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领导制定了《涉外人员守则》14条，要求各涉外单位和涉外人员一律遵照执行。其中规定：涉外人员要忠于祖国，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不得做任何不利于祖国的事，不说任何不利于祖国的话，要经常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严守国家机密，遵守纪律，不利用工作关系营私谋利，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反对腐化堕落和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内容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毅同志指出，涉外人员处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最前线，必须按照军队政治工作的精神，认真地做好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急剧变化，以及外事工作环境和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陈毅同志不仅要求外事部门的各级领导做好对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他自己还常常亲自出马去做。陈毅同志反复不断地提醒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外交、外事是要害部门，一定要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保持队伍的纯洁性。
提倡勤俭办外事
陈毅同志重视外事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约。他经常讲，办外事是要花钱的，我们应该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办外事。要区别内外，又好又省，既不要寒酸，也不要讲排场。行政费用，必须按照国内标准尽量节约。外事费，由于牵涉到对外关系，应该有个较高的标准，但也应该有个合理的界限，不应该离我国人民现实的生活水平太远。他指出，铺张浪费、讲求排场，不仅给国家带来财政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他对铺张浪费现象痛加斥责说，这是很危险的，现在好像中国人富得很，又富又强。中国的钱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是要亡党亡国的。一点人民的感情都不能反映，还做什么共产党员。要少花钱，多办事。当用则用，不当用的一个铜板也不用。
从节约和加强工作效果出发，陈毅同志反对陪见外宾的人员过多。他说，毛主席最讨厌一大堆人陪见，他谈话只希望有一两个人陪见。周总理也是这样。陈毅同志说：“现在，就连我这么个人，陪见人也搞得很多。我们这样的人，有个翻译，有个引见人，就可以了，三人对谈就够了。问题就那么多，也要坐那么一大圈，有的打瞌睡，那就很不礼貌了嘛！”陈毅同志有一次陪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游颐和园，在听鹂馆吃饭，外宾11位，陪客19人，后台用餐的还有79人。他严厉批评说，打老虎也要不了这么多人。这完全没有必要。主客加起来共109人，比《水浒》里的英雄还多了1个。有一个地方接待一位华侨却有好几个机关请客，搞得幼稚可笑。陈毅同志知道后，批评说，我们共产党有些人做事情也有些滑稽，不讲效果，这有什么好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严格的科学的马列主义者，本来比资产阶级更精打细算，现在有些人大少爷作风，什么都不计算成本，这样搞是要垮台的。
陈毅同志还指出，要想一些积极的办法来达到少用钱、多办事的目的，至少应该做到少赔钱，不赔钱。外宾的生活接待如果安排得好、管理得好也可以提高效率、减少用钱，又能收到同样的政治效果。还可以用扩大自费旅游的办法，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又为国家收入一批外汇。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伟大胸怀
陈毅同志胸怀坦荡，刚直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8年，他针对当时刮起的那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他主张“藏富于民”，不赞成“竭泽而渔”。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同志看到许多老同志被揪斗，感到方向有问题，曾在一次会上对外办的工作人员说：“谁也没有推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是我自愿代表老干部说几句话。我们要吸取过去在苏区反AB团时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对老干部不能随便揪斗。他们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只剩毛主席一个人，能行吗？”“红卫兵都是些娃娃，怎么能利用他们来搞政治斗争？”“别看有人把毛主席语录举得高高的，他是不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我还要看看呢！”“如果有人说我这是‘右派’言论，我甘愿当‘右派’。”
很多好心的同志鉴于当时的形势，婉言劝他少说话。他的夫人张茜同志怕他言多语失，经常从旁提醒，但他却大义凛然地说：“看到问题不说，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还说：“如果要抓辫子，我这个人的辫子一大堆。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将来历史会做出结论。”
陈毅同志对人宽厚，并勇于替下面干部承担责任。周总理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南海西花厅年久失修，但总理总是不让修理。总理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乘总理不在北京期间，自作主张地把总理的办公室修理了一下。周总理回京后很生气，要这位同志写检查。这位同志正在为难的时候，陈毅同志得知此事，对他说：“请你报告总理，就说房子是我陈毅作主让你们修的，由我当面向总理作检讨，你们就不必再写了。”
王稼祥同志是中央外事小组成员，因身体不好，经常不能出席中央外事小组的会议。负责安排会议的同志习以为常，有几次开会没有通知他。陈毅同志知道后，立即提出批评，并对稼祥同志说：“对不起你。几次会议忘了通知你。这是我的疏忽，请多原谅。”
陈毅同志平时对机关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开会时，他看到记录的同志坐在后排，就说：“记录同志最辛苦，请上主座。”但同时，陈毅同志对干部又要求严格，不姑息，不迁就，对领导干部要求更严格。记得有一位领导干部从地方上调来，本来是预备派出国的，可是这个干部自视甚高，要求去某大国当大使。陈毅同志听了很恼火，决定不让他出国当大使。1961年，陈毅同志率代表团赴日内瓦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当时正值国内经济困难，代表团里有的工作人员托先期回国的同志捎回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他看到后非常严肃地批评说：“谁让你们捎这些东西？现在国内生活困难，你们要注意影响。”
陈毅同志对自己的家属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文革期间他挺身而出为一些被无理揪斗的老干部大声疾呼，但当他的夫人张茜同志因参加工作组而被多次揪斗时，他从不出面讲话。张茜同志最能领会和体现陈毅同志的精神。在她担任外办国际活动组副组长期间，她把自己视为一名一般工作人员，从不特殊。外办的同志们每次下乡劳动，她都坚持参加。1959年夏季，她和外办的同志一起去大兴县帮助农民插秧，当时吃的是一箩到底的黍子面做成的窝头，住的是老乡家的土坑。白天头顶烈日在田里插秧，夜间蚊虫叮咬不能成眠。不到一星期她就发高烧、拉肚子。大家劝她回北京，她坚决不走，最后同志们无奈，只好请示陈毅同志。经过陈毅同志同意，才算把她送走了。
陈毅同志的高尚品质，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陈毅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禁回想起20年前这个时候的情景。那时，我们于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宁夏“五七”干校，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在收音机旁，同首都各界一起，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我们为失去一位我们所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悲痛，为陈毅同志在文革中所受的种种迫害而愤愤不平，为毛主席能够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而感到宽慰。当时，我们都哭了。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终于对陈毅同志作出了应有的评价。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