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省安东县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听任坏区干部包庇盗贼残害人民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辽东省安东县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听任坏区干部包庇盗贼残害人民
编者按：这里公布的富家村的事件，说明一部分地方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了为非作恶的坏分子以可乘之隙；这些坏分子钻入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任意残害人民，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坏分子和官僚主义作风如不立即采取有效办法予以清除，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危害将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要求辽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立即派员检查安东县的工作，追查该案的负责人员。除坏分子应受到法律制裁外，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员也必须受到行政的和党的处分。
辽东省安东县长山区富家村在一九四九年发生合作社被盗案，因县、区干部包庇这一案件中的坏分子，严重压制并打击揭发这一案件的群众，致使该村群众长期不信任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造成极坏的影响。
富家村合作社（即现在的供销社）被盗案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夜。那夜住在合作社里的有该区组织委员单希圣（当时为东尖山区。因干部少，该区没有区委书记，单希圣实际负责领导全区）和合作社经理宋洪滨。夜间，单希圣出外小便时，发现屋门没上闩，便问宋洪滨为什么睡前没有上闩？宋洪滨回答说睡前已经闩好，可能有贼，便起来提着灯寻找。当照到栏柜时，发现本村副村长倪子礼（党员）蹲在那里，鬼鬼祟祟，宋洪滨即大喊有贼。单希圣打了一枪，倪子礼即夺门而逃。宋洪滨告诉单希圣说那人是倪子礼，单希圣却要他“保守秘密”，不要外传。第二天，单希圣向群众宣布，因为天黑，没抓到贼，合作社也没丢东西，就算罢了。单希圣离去后，合作社职员为弄清责任，一致要求宋洪滨说明真象，宋洪滨只得说了实情。当时在村长柳忠德（兼合作社理事会主席）主持下，向区政府提出控告。
不久，区长王吉恩带着人来富家村作调查，并召集了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宋洪滨等纷纷证明贼是倪子礼。开始时王吉恩为倪子礼辩护。后来因为群众一致证实，王吉恩便把倪子礼、宋洪滨带回区政府。但一到区政府，倪子礼便立即被释放了，宋洪滨却被押了起来。王吉恩亲自行刑审讯宋洪滨，逼他承认是自己作盗，是诬告倪子礼。审问没有结果，便把宋洪滨送到县人民法院。富家村合作社会计曲景堂等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不平，要向县领导机关提出控告。单希圣、王吉恩听到后，便先后把曲景堂、南元山（合作社采买员）等抓起来，进行拷打，并逼他们承认和宋洪滨“合谋偷盗”。曲景堂、南元山受刑不过，只得承认。接着，单希圣、王吉恩赶到富家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宋洪滨是
“合谋偷盗”，并把曲景堂、南元山二人绑吊起来晒太阳，随后送交县法院判刑。富家村群众对此更加不满，不久就有些群众要联名保宋洪滨、曲景堂等，并纷纷指责区政府的处理是错误的。于是王吉恩又回到富家村召开群众大会，说宋洪滨等已供认是“合谋偷盗”，并把坚持说倪子礼是真贼的十多名群众都抓起来，实行集体处罚：跪破碗、晒太阳、碰头、学狼叫、抓猪粪、吃土煤渣等。群众的意见就这样被压制下去了。
安东县人民法院在判决此案时，根本没有传讯群众所控告的倪子礼，却准许王吉恩出庭威逼宋洪滨等认罪。南元山因怕受刑，承认原供；但宋洪滨则坚不承认，曲景堂也翻了供，并说明原供是受刑不过被迫承认的。法院不问情由，就确定宋洪滨为
“主犯”，判处二年徒刑；判曲景堂一年半徒刑；判南元山六个月徒刑。当时处理此案的李院长虽然知道区干部单希圣、王吉恩有逼供行为，但仍相信他们的报告。
倪子礼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区干部一再包庇他呢？据最近长山区委在整党中的调查，倪子礼是个惯盗。倪子礼的成份不明，原住在外村，被群众斗争过，曾偷过玉米、大缸等。他到富家村是夜间偷着搬来的。最近倪子礼参加整党，在交代问题时，假称自己有疯病，请假回家。但群众说他根本没有疯病。倪子礼是单希圣介绍入党的，倪子礼的侄子叫单希圣“干爹”。单希圣与倪子礼曾有共同贪污的行为，单希圣在宋家村贪污了木材，就曾寄存在倪子礼的家里。单希圣不但在富家村经常打骂群众，在林家村也曾罚村长下跪。单希圣所以敢大胆妄为，除在区里是说一不二之外，还由于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徐光（现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工作）对他盲目信任。和单希圣一起工作过的干部及群众曾向县委检举过单希圣的违法乱纪行为，但徐光却认为单希圣打过游击，有功，既不重视群众的检举，也没有给单希圣以应有的处分。当时和单希圣共同处罚富家村群众的王吉恩，也是个压制群众、违法乱纪的分子。他以后又曾在富家村、宋家村、宣城村等地有过违法乱纪行为。他现在是安东县建华制砖厂的厂长。
富家村偷盗案的错误处理，在当地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该村有的党员因此而公开违法乱纪，如政府派民工时，党员季殿忠公开抗拒。开展储蓄、牲畜保险等工作时，不少党员公开反对。群众对他们不敢过问，称他们是“在党的”，“惹不起”。据群众反映，该村支部书记季广恩也很坏，包庇反革命分子，男女关系混乱，拿着枪抢过人，随便处分和自己不睦的党员。该村盗窃案也不断发生。最近该村供销合作社和苗圃相继被盗，供销合作社的被盗案已确定是倪子礼的哥哥倪子德干的。特别严重的，是合作社发生被盗案后，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十分怀疑。富家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搞不起来。县、区干部不研究此中原因，盲目地称富家村是“落后村”。
富家村一案长时期没有得到正确处理，说明安东县的领导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如县法院在处理此案时，不仅轻信假报告，做出错误判决，且在司法改革运动中，经群众揭发而发现此案有问题时，也没有作重新处理。在镇压反革命、“三反”和整党等运动中，群众曾再三提起此案，但县、区干部都置之不理，甚至打击检举人。该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现任长山区区委书记王明甲等，都曾听到群众反映此案处理错误，但都没有坚持原则的斗争。更严重的是前任长山区区委书记、现任安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崔成信，竟为富家村的坏村干部撑腰，压制群众的批评。去年曾有人揭发富家村支部书记季广恩的违法乱纪行为，崔成信不但不认真调查处理，反去该村召开支部大会（吸收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宣布是“坏人造谣”，打击正派的村干部等，并把坚持批评季广恩的副村长停止了党籍。
目前，安东县委和长山区委还不知道这一案件的详情，也没有做重新处理，但县委已决定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组织部及县人民监察委员会组成检查组前往进行调查。（于长钦、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