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节丹心永照人寰——王幼平大使对周总理的怀念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翠节丹心永照人寰
——王幼平大使对周总理的怀念
廖心文
16年前，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热爱他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共同的思念。
那一天，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沉浸在悲痛之中。王幼平大使夫妇手执铁铲，肃立院中，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落下，滴在那为悼念周总理而刚刚栽下的翠竹和大叶红心蕉上。然而，直到最近，为收集周总理的资料与这对大使夫妇相识后，我才体会到周总理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才体会到他们在那翠竹与红叶上寄托的全部感情。
深受教益的第一次使节会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周总理作为开国总理和第一任外交部长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在领导繁重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擘画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这项事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建国之初，外交队伍的组建是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中央决定这支队伍以军队干部为骨干，另外还有军调处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参加。中央的意图是要把我们党多年来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及经验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使它成为一支“文装解放军”。根据这一精神，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幼平从南下的前线被调到北京外交部。1950年至1951年，除王稼祥已出使苏联外，派驻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或公使都确定下来，有耿飚、姚仲明、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王任叔、黄镇、倪志亮、吉雅泰、曹相仁、冯铉、袁仲贤、姬鹏飞、韩念龙。他们都是周总理亲手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各使馆的班子组成后，谁都不知道究竟怎么搞外交，这些经受过战争考验的将领们甚至连领带都不会系。因此，中央专门为这些同志组织了外事工作培训班，并请专家为他们讲授外交文书、外交礼节等课程。同时还组织他们参观外国驻华使馆，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学穿西装、系领带以及跳舞等。
周总理还决定，定期召集驻外使节回国开会，及时总结经验，以此提高外交人员的素质和外交工作的水平。每次使节会议，周总理必亲自到会讲话，阐述我国的外交政策与方针，使驻外人员心中明了全局，行动有所遵循。
王幼平印象最深刻的是1952年4月底外交部召集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会前，他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对他说：“这次使节会很重要，要对建国后的外交工作实践和今后方向进行认真的探讨。”
4月30日，周总理在第一次使节会上做了题为《外交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阐述依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外交方针是建立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在战略思想上要以国家为对象，人民为基础，“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战术上要针锋相对，弯弓不发，相机而作，细水长流。他要求外交人员要明确上述方针和任务，理解确定外交政策与策略思想体系的依据，端正对业务的认识。
周总理还带头检讨了两年来的外交工作，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要大家注意学习。他说：“进入外交战线，必须知彼，而且要知己。”
会议结束时，周总理亲切勉励使节们要注意树立新中国的形象，当好国家的代表。他说：“要谨慎严肃、谦虚认真。行动合乎立场，举止合乎身份，言语合乎分寸，礼貌合乎常规。”他强调：
“必须加强使馆内部建设和党的建设，提高业务水平，保证任务完成。”
这次会议使与会代表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对指导与推动我国的外交工作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王幼平后来很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议是我从事外交工作30多年受到的最深刻的一次教育，周总理的教导至今记忆犹新。”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终生难忘的关心与教诲
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外交部规定驻外使节两年一次回国述职。如果同时回国的人较多，周总理一定要安排他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如果回国的人少，甚至有时只有一个人时，他也要亲自会见谈话，了解一下驻在国的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要求驻外使节回国期间要抽空到农村、工厂看一看，了解国内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还要求他们列席一些重要会议，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全局的了解。对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周总理总是同他们及时通气，打招呼。
1956年3月下旬，王幼平回国参加第二次使节会议途中，在飞机上从广播里听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他感到十分震惊、痛心，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后返任前，周总理约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接着，周总理说：“苏共二十大启发了毛主席的深刻思考，近两个月来，他反复想了许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关系’。”沉思片刻，又说：“这个问题中央还在讨论，还没有定下来，先向你吹吹风。”这件事使王幼平意识到我们党正在突破苏联的建设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对国内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日常接触中，王幼平感触最深的是，周总理十分注意纠正驻外人员的大国主义思想，教育他们要虚心向驻在国学习，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的情况。他常常说：“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每当他发现哪里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便抓住不放，大讲这种思想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
王幼平亲自经历过这样两件事：1960年，周总理访问柬埔寨，为去世不久的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老国王吊丧。当时，王幼平正在柬埔寨任大使。周总理到达的那天，从机场到市区的沿途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一段全是华侨，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到达住处后，一边脱衣服，一边对跟在后面的王幼平“发火”：“你不要高兴！”王幼平愣了一下，问道：“我高兴什么？”周总理严肃地说：“你为什么动员这么多华侨华人欢迎呢？”王幼平马上明白了，解释说：“柬方的欢迎部署是人家自己定的，没有征求使馆的意见。”听到这些话，周总理的口气缓和下来：“人家正是国丧期间，你们也该了解一下情况。”周总理的批评是十分正确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后，在美国操纵下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美国企图控制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步骤。在这种形势下，柬埔寨奉行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方针是一定要交好这个朋友，支持她奉行的中立国策。如果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不注意，就会伤害人家的民族感情，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的局势。1972年3月，尼克松访华后，周总理飞河内向越南通报情况。当时西哈努克亲王也在越南，住在离周总理下榻地方较远的繁华的市中心。周总理打算去看他，但正在越南任大使的王幼平说：“总理这次不是公开活动，去‘王府井’怎么行？还是请西哈努克亲王到这里来吧。”周总理觉得这个意见有道理，但听到王幼平把越南的街道叫作“王府井”时又不大高兴地说：“大国主义什么时候能断根啊！把人家的事物比做中国的事物，把人家的街道比做自己的街道。”
当驻外人员出现一些思想问题时，周总理总是以理解的态度加以引导，认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工作十分周到细致。1958年，王幼平完成出使挪威的任务后，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他的理由之一是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不精通外文，工作有难处。这件事反映到周总理那里，他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不同意王幼平的请求，但对他的困难表示理解，并设法解决。他亲自批准王幼平离职两年，学习外文，还把他找来谈心，了解他的思想，嘱咐他学习期间不要死读书，要定期到工厂、农村看一看。以后，由于情况的变化，王幼平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十分感激周总理体贴入微的关心，怀着这种心情，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周总理每次出访也为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带去温暖。他深知这些同志特别是翻译同志很辛苦，因此常常在内部会餐时向他们敬酒，和他们一起照像，表示心中的谢意。有时组织一些参观游览活动，值班的同志不能参加，事后周总理总是特别批准给他们补假。他非常尊重女同志，每次使节会或其他活动都要为女同志说话，请女同志参加，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王幼平回忆起这些事，总是感动地说：“周总理的关心与爱护渗透到每个人心中，是我们驻外人员能够做好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啊！”
呕心沥血“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迫害老干部，一些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送进监狱或遭到审查。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很艰难，但他尽力排除阻力，设法保护干部“过关”，恢复正常的外交工作。
1967年初，王幼平作为第一批回国参加运动的驻外使节从古巴回到北京。他对国内局势的发展没有思想准备，以为运动很快可以结束，可以很快回馆工作，因此连行李都带得很少。回到外交部后，他立即被“造反派”夺了权，并挨了批斗。1968年1月，王幼平因肺炎急诊后回家中休养。一天，“造反派”来通知他：他被“解放”了。王幼平事后才知道，是周总理让联络员询问外交部造反组织：“那么多大使就没有被解放的吗？”要求各使馆“造反派”上报材料，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在“造反派”对王幼平内查外调的过程中，周总理起了保护作用，这也是他在众多外交干部中能较早获得“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67年初以来，我国驻外大使的岗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影响到正常的外交活动，周总理十分焦急。1969年春节后，周总理又催促外交部改变这种不正常情况，他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很快下达了任命：耿飚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黄镇任驻法国大使，王幼平任驻越南大使。
这年6月4日，王幼平赴任前夕，周总理特意约见了他，根据
“文革”期间特殊的外交状况做了重要而及时的指示。周总理强调，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研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使馆内部要“搞好团结，实行集体领导”；在坚持使馆革命化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对使馆的建设，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初到一个地方要“多听少说或不说”，“要注意洞察一切、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谈到“文革”期间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的情况时，周总理指出“要善于宣传”，“慎之又慎”。最后，他握着王幼平的手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透过这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王幼平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和周总理的期望。这次谈话，对在“文革”这特殊而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外交工作的同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总理十分注意排除极“左”思潮对驻外使馆的干扰，王幼平回忆起驻越使馆的情况时说，那时，同国内一样，大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在使馆院中竖了许多标语牌，其中有些是援越工程队用钢筋水泥铸成的，既结实又漂亮。援越工程队的运输车经常跑河内，车沿上的标语花花绿绿很显眼。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后来周总理用了两年多时间，才把它扭转过来。
1971年3月，周总理访问越南，这是“文革”期间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周总理到达使馆前，工作人员在王幼平大使夫人史洪潮提议下把办公室内一些“左”的标语都摘掉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王幼平没有同意史洪潮向周总理汇报这件事。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还是被周总理知道了。在同使馆工作人员照像时，他特意招呼史洪潮坐到自己的身边，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做得对，坐到我身边来，我支持你。”史洪潮非常感动，她称周总理是“最关心、最理解、最尊重人的总理”。
这一年的9月，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当时王幼平正巧在国内开会。由于越南发生特大水灾，很困难，周总理要他立即回去。他本来准备13日这天返回越南，但由于民航班机突然取消而未能成行。晚上8点钟，他接到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来的电话，内容是：总理今晚可能接见。
当天深夜，王幼平在睡梦中被唤醒，他得到通知：2时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他匆匆赶到后，听警卫人员说：“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现在正在外边散步，马上就会回来。”不一会儿，周总理走进来，表情很严肃，也很疲倦。走过王幼平身边时，他漫不经心地问：“马上赶回去吗？”落座后，周总理宣布：“现在出了件大事，出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林彪叛变了。”沉静片刻，他的声音提高了，讲话中历数了从陈独秀、张国焘到林彪的错误，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好下场。散会前，他提醒在座的驻外人员：“从荧光屏上看到这架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的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之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
王幼平回到家中已是清晨4点半钟了。周总理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这是他在“文革”中亲手处理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他对粉碎林彪集团的历史功绩已载入史册。
1974年5月，王幼平被调回国参加老中青学习班。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1971—1973年外交工作中的所谓右倾。这实际是“四人帮”插手外交工作。已身患绝症的周总理身心遭到更大摧残。这年9月30日，王幼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当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依然坚毅不屈的周总理步入大厅时，会场沸腾，雷鸣般的掌声不停地打断他的祝词，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水。这次见面，王幼平没有机会单独与周总理谈话，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总理祝福。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周总理最后的一次见面……
如今，周总理去世已经16年了，为收集他的资料，我敲开了王幼平同志的房门。这位外交界的老前辈已退出工作第一线，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当我说明来意后，这位“心声不愿外泄”的老人终于吐露了深藏心中的往事。当我满足地起身告辞时，他从窗台上剪下一株红叶吊兰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十六年前，为悼念周总理，我在马来西亚栽种的翠竹和大叶红心蕉移回国都未成活，只好以文竹和红叶吊兰替代，意取翠节丹心，永照人寰啊。”我不由肃然起敬，心头一阵滚热，双手接过的仿佛不是一株小小的红叶，而是一位老大使心中珍藏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