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培森与航空博物馆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薛培森与航空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唐贤美
隆冬时节，朔风凛冽。早上九点，距北京市区四五十公里的航空博物馆刚开馆，展厅内参观者已是摩肩接踵。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身着馆服的长者在解说。他话语中洋溢着的对祖国航空事业的自豪，并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这位解说者叫薛培森，是航空博物馆馆长。他十四岁参军，一九五一年从牡丹江航校毕业以来，一直在空军工作，是位爱航空事业胜过自己生命的人。
一九八六年，薛培森得知空军要筹建航空博物馆，便主动请命。他带领一名战士，住在大汤山脚下空气稀薄而又潮湿的小洞库里，默默地工作着。如今，这个博物馆已展出各类飞机一百九十六架，跻身于世界五大航博之列。展品中除退役的飞机外，有些珍贵的飞机文物是薛培森抢救出来的。有人说，薛培森的耳朵、眼睛像雷达一样，时刻捕捉着有关飞机的信息，一旦发现线索，便不辞辛苦地寻找。他和战友孙铁良几十次过水坑，钻草丛，在上海体育航校周围的荒草丛中，找到了破烂不堪的一架苏制飞机。他不顾脏臭，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垃圾堆中，挖掘出了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战功的苏制拉十一歼击机机身。他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垃圾堆中，发现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蚊式飞机的一侧机翼。一天早上，薛培森洗脸时听见广播中播出台湾一飞行员驾机来大陆投诚，飞机因油料不够，掉在广东省境内的消息，立即与空军有关部门联系，要求由航空博物馆将飞机运回展出。
抢救出来的飞机，不管多破烂，薛培森都组织馆内的技术人员精心修复。被工厂预计需六万元修理费用的飞机，他们自己修复只用了两万元。一些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飞机，即使找不到原机，航空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也千方百计进行复制。他们先后复制了一九一○年中国人自制的第二架飞机
“冯如二号”、被誉为“中国革命军空军之父”的杨仙逸将军领导制造的飞机“乐士文一号”、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那架蚊式飞机，则是经航博考证，由南昌航空公司复制的，英国空军提出要用刚退役的飞机来交换。薛培森回答：“不换，也不卖，我要给后人保留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