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流名士张伯驹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高流名士张伯驹
周汝昌
《张伯驹和潘素》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张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武。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
《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空空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它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
“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倡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迟秀才先生夫妇，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成此良传，则先生风规不泯，足以告慰于当世与来者，岂非至幸。
我识先生晚，不足以知其万一，草草为文，莫能委曲，粗陋之笔，有余愧焉。然而中华文化所孕育之高流名士，应存典型，昭示于寰宇，故我序之，又非徒念私谊，而所怀者多且远矣。
（本文为《张伯驹和潘素》一书的序言，本报有删节。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