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人在纽约》想开去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由《北京人在纽约》想开去
陈东捷
最近，长篇纪实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载《十月》1991年第4期）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震动，小说叙述了一对中国青年夫妇远涉重洋，在异域他乡“空手套白狼”的创业历程，以及相伴产生的精神苦闷与内心独白。从结构上讲，这篇小说颇似一个现代传奇故事。
特定的社会心理对读者的阅读导向起着某种潜在的作用。毋庸讳言，80年代以来的出国热潮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篇自传色彩颇浓的小说的成功。对许多做着出国梦和渴望了解世界的国人来说，富足而五花八门的西方生活是一种“人间神话”，他们企望靠努力和机遇敲开这“神话王国”的大门，从而顺理成章地享用那里的一切。
《北京人在纽约》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小说的是，它没有对美国的社会生活加以直面的描述，而是通过一位中国青年的眼光进行透视，通过他独闯纽约的曲折经历，在中国和美国两种迥异的社会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片缓冲地带。这种缓冲使中国读者很容易地切入作品的情境，我们的阅读活动得以在真切的感受和适度的紧张中无阻地运行。
美国并非神话王国。这一点，王起明夫妇刚踏上美利坚国土时就突如其来地感觉到了；小说结尾处，这种感觉又被他们的哥们邓卫戏剧性地重复了一次。在美国，他们真实地体会到了生存竞争的残酷含义。环境逼迫他们尽力调整心理的不适，以免像许多“同命鸟”一样，陷入严重的心理疾病无以自拔而最后被残酷的竞争永恒地埋没。王起明夫妇是幸运儿，他们靠过人的机智、胆识和巨大的牺牲精神把握住了机会，从而功成名就，一时屈辱顿失，赞誉纷起。但成功的喜悦和富足的生活不能包治百病，爱的失落、父女的隔阂以及精神世界的空寂又如山岳般压在王起明心头，把他的灵魂抛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文中那首如泣如诉的歌，表明了王起明生之困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残酷反差中，是他仰对西方文明的天空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慨叹，这慨叹使作品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哲理意味，它穿越重洋而来，或许会启发我们对人生进行实实在在的思考。
读《北京人在纽约》，不由得想起了80年代初引起轰动的《人生》，这两篇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影响最大的两次人口迁徙，一次是城市化，一次是出国热。把高加林和王起明放在同一背景下加以审视，或许可以窥探到深藏历史背后的某种意味。改革之初的社会环境使高加林成为一个失败者，他的奋争得到的是爱情和事业理想的双重失落，他的选择把读者的阅读导向伦理，并引发了一场伦理学意义上的大辩论。王起明则不同，他在事业上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的人格也推崇备至。应该说，高加林式的自我实现的理想在王起明那里已经成为现实，但他仍然体验到了强烈的孤独，因为他尚未麻木，尚未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精神上的一线余脉使他在心灵深处与纽约的金钱世界相抵牾，从而为他的人生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如果说《人生》还侧重于辨明伦理的善恶，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则致力于人生意义的追寻。但高加林和王起明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同质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历史的剧变加之于人的心灵的困惑和失落。
所以，在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如何致力于历史精神的重铸，就成了一个艰深而又富于诱惑力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