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会
半个世纪以来，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作为“五四”新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始终在帮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是和孕育它的母体——中国解放区的存在和发展分不开的。中国解放区是新中国的曙光最先升起的地方，从1927年中国革命点燃“星星之火”的苏维埃根据地起，到1949年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她西起川陕甘宁，东迄辽鲁海滨，北连长城内外，南到海南琼崖，纵横半个中国。
中国解放区是抚育新中国的摇篮，是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全中国的取胜之本，是铸造新中国的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先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中国解放区文学，就其本质意义，便是反映这个新时代、新世界、新人的文学。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阶段，划时代的意义，是它已经突破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走向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成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江西时期，红军与苏维埃的戏剧、歌咏和文学活动就很活跃，已经显示了解放区文学基本特征的最初形式：文艺直接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工农兵在文艺中的主人公地位，民族化、大众化的实际应用等。这是以革命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人民文艺的萌芽。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普遍发展，在各个根据地开花结实，蔚然成风。它的成长一直得到党的关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而系统地总结这一崭新文学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指导解放区文学明确地自觉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重点是30年代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前期的经验，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出发，就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及其根源，一针见血地提出“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从而阐明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为人民服务和怎样服务的系列问题；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揭示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著名原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包括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方法多样性的结合。《讲话》号召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和最广大的群众服务，更好地与革命斗争相结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讲话》团结了、武装了、调动了解放区的文艺大军和作家队伍，更加自觉地深入部队、农村、工厂，投身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为抗击敌人解放自己，艰苦卓绝而满怀信心地创造新生活的火热斗争之中，从而发展和壮大了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真正人民大众的文学——中国解放区文学。
这是战斗中产生的战斗的文学，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最清醒最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解放区的作者队伍大多数是当民族解放炮声响起的时候，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奔赴八路军、新四军的爱国青年，加上当地土生土长的文艺战士和一批先后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所组成。他们的后继者，风起云涌的解放区作家群，是用鲜血和汗水，写下了无愧于前辈和后人的一代战斗的文学。
这是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它开创的群众性和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是对中国新文学的突破性的贡献。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很早提出的课题，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左联时期的“大众文学”，可惜收效甚微。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反对党八股”。后来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等系列主张，在解放区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认真的实践。
解放区文学处于战争和农村的环境，自有它的局限和困难，但也更激励了解放区作家和艺术家，潜心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致力在最深厚的土壤里挖掘真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当那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独具民族风格创一代之新的作品一旦面世，很快越过人为的界限，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承认和赞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高干大》、《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李勇大摆地雷阵》、《荷花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所达到的所证明的正是这样。还应该指出，尽管长期处于战争和农村环境，解放区文学也没有自我封闭起来，与世界隔开，而是尽可能取得多方面的借鉴。它不仅接受苏联文学的革命精神，也吸取西方文学的民主精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延安和各个大的根据地还出版、演出、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和戏剧作品。而当时早已传入中国的某些现代派之类思潮，在解放区的确很少市场。这正说明解放区文学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洋，始终着眼于为我所用，致力于我国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科学态度。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致，个人解放与人类解放一致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区文学一贯的鲜明的主题。爱国主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外抗强权内除腐败的光荣旗帜。“五四”以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使这面旗帜更加鲜艳夺目。爱国主义给社会主义以广阔基础，社会主义给爱国主义以前进活力。解放区文学得天独厚，从它最初手抄的、油印的作品开始，就贯穿这个主题，出现了围绕这个主题的多样人物。这是些肩负历史重任，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不尚虚荣而心怀祖国，远见卓识而脚踏实地；草履破衫，踏遍了万水千山，粗食俭行，为的是救国救民；他们崇尚奉献，鄙夷剥削，为劳苦大众和人类解放，为炎黄子孙光复大业而肝脑涂地；面对敌人是铮铮铁汉，在人民内部是冷暖与共，一片赤子之心。“告诉全世界的人吧，我们这里的伙夫和县长肩膀一样平！”（见《冀中一日》）这是些乘风破浪，尽阅沧桑的人，忠于理想，富于感情，最懂得爱和恨的人。也许少了点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个人得失的恩恩怨怨。那是因为战争的环境不允许，更是因为他们把一己之爱扩展为爱人民、爱国家、爱同志和战友，把个人的苦乐融入了人民的悲欢之中。这是战斗中灵魂的净化，硝烟里爱的升华。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永不枯竭的历史性的文学主题。作者们在战争年代的“急就篇”，未经精雕细刻，难免粗糙一点。我们有理由期待更臻完美之作，也果然看见了建国以来围绕这个主题愈写愈好的新篇。但论到当年及时之作特有的激情文采，却又不是后人可以代替的。
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是解放区文学一代风华永葆青春的健美基调。为革命精神和民族大义所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是千百万战士、干部、教师、妇女、老人和儿童……极普通人民的英雄主义，给解放区文学提供了如许丰富壮丽的画面，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的典型人物，在这里结出了累累果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式的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李有才、高生亮、石得富般的光明正直、默默奉献的睿智奇才和群众领袖；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与小芹，水生和他的妻子这类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折聚英、喜儿、王秀鸾、黑妞等一批苦难中站起来的劳动妇女。更有许许多多散见于通讯报告、诗歌散文中的新人新事，豪情壮举：战士舍生救群众，群众毁家烧敌营，白发老人怒骂敌酋而拚一死，年轻妇女义认“丈夫”以掩护游击队员……这是中华大地上空前的生长英雄的时代。文学无负于英雄的时代，它所反映的是人民群众中产生的真实的英雄，是新时代的新型的英雄。不是外国文学中的“骑士”，中国旧小说中的“侠客”，更不是当今某些出版物和影视中泛滥的不明时空的武打男女可以攀比的。革命英雄主义，必然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并和革命乐观主义相联系。丁玲、赵树理、欧阳山、柳青、刘白羽、周立波、孙犁、马烽等笔下那些人物的淳厚善良，足智多谋又幽默自信的气质，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合理补充。它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自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胜利信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所在，也是解放区文学典型的力量所在。（《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分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文学运动理论、民间文学、说唱文学、外国人士作品各编，由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