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
严家炎
新年后首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上，社科院文研所的同志带来唐弢先生逝世的消息，我脑中立即“嗡”的一声，几乎震呆在那里：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作家，现代文学研究园地又倒下了一棵大树，我个人则失去了几十年来不断给予亲切教诲和启迪的一位良师。
我和唐弢先生真正熟识是在1961年，尽管此前在有些会议上也见过面。那时中央有关部门正组织力量统一编写文科教材，王瑶、刘绶松、刘泮溪先生等十多人都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工作。唐弢先生有时以顾问的身份来参加编写组会议，却不是编写组成员。由于群龙无首，编写工作进展缓慢。唐弢先生就在这时接受上下一致的要求，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唐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制订了几条重要原则：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免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这些意见，直到今天看来仍对编写文学史教材甚为有益；在当时条件下，更对整个编写组，尤其对我们年轻人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起着良好的作用。
唐弢先生决不愿做那种只是挂个名的主编。他当主编以后，不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制订了编写原则，修订了章节框架，亲自撰写了《鲁迅》上、下两章，还逐章、逐节阅读、修改大家写出的初稿。当时写出的初稿，应该说质素极为参差不齐：有的基本可用，有的局部可用，也有的基本上不能用。遇到后一种情况，只好另外找人重写出新的稿子，再交唐先生来改定。即使基本可用的初稿，唐先生有时也花了不少精力来修改。他和我们几位边琢磨，边润饰，灯下苦干，往往直到午夜后三四点钟，才上床合眼片刻，每晚平均只睡两小时多一点。这样辛劳紧张地连续苦干了几个月，当时年仅三十的我尚且感到疲惫不堪，更何况年已半百的唐弢先生体力怎能支撑！终于，1964年初夏，唐弢先生突发心肌梗塞，病重入院。唐先生就是这样，几乎为这部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献出了生命！
早在四十年代，唐弢先生就着手搜集史料，打算独自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这一计划后来并未实现，但从《晦庵书话》等著作看来，显然也已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我总觉得，唐先生也许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比较理想的人选，因为他有丰厚的创作经验，良好的理论和审美修养（艺术感觉极好），又熟悉文坛状况，历史感很强，而且藏书丰富，文字漂亮。他的现代文学史如果写出来，相信会是一部史料充实，论析透辟，亲切可读，既能以叙事说理使人折服，又能给人美的享受，很有个性特点的书。在《鲁迅传》的写作上，唐先生也下了极大的功夫。写作过程中为了把某些具体情况弄得准确，常常翻阅查考很多材料；还两次赴日本作过调查。他又是亲身和鲁迅有过接触的少数文学家之一，具有他人所没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曾多次劝唐先生甩掉杂务，集中精力，早日完成这部他人难以替代的著作。可惜由于各种难以完全拒绝的文债之类的事务极多，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在他病倒之前，只写完了青年鲁迅为止的约十万字的前面几章。而我自己尽管那样劝他，却还是请他在百忙中为拙著《求实集》写了一篇序言，这是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深感歉疚的。
唐弢先生悄然离去了，但他宏富的著作和业绩是永存的！他那自强不息、奋发前进的精神，严谨而富有开创性的治学态度，渊博厚实的文史知识和理论学养，活泼、洒脱、风趣的文字风采，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