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1931—1937宋庆龄在上海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1931—1937宋庆龄在上海
宋庆龄基金会
1931年8月，宋庆龄从德国匆匆归来，参加母亲的丧礼。
四年前，1927年8月，由于国内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宋庆龄同背叛孙中山思想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势不两立，她坚持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在苏联和欧洲四个年头的考察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她的思想逐步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
此刻，她思虑的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安危。宋庆龄踏进家园刚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此时，反动派的屠刀、枪口变本加厉地对准红色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宋庆龄悲愤交加，她为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痛心。1931年12月19日，她断然发表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宣言，她说：“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这一铿锵有力的檄文，无疑是投向蒋介石营垒的一颗重型炸弹，同时也是宋庆龄坚决要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于抗日救亡战斗的先声。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国内始终存在着是抵抗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的原则分歧和严重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亿万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却要坚持内战，消灭共产党。宋庆龄所在的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的各级组织，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共产党员、爱国志士纷纷被捕入狱，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暗害。为了实行抗日和民主，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以国母——孙中山夫人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威望，开展了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
支持淞沪抗战，树立中华正气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继“九一八”后又向上海大举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不屈从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来犯之敌。他们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宋庆龄对于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战不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还全力支持英勇的军队。淞沪战争的第二天，她就和亲密的战友何香凝商量支援问题。第三天，她们就带着满卡车的慰劳品，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抗击日寇的将士。之后，她又两次前往巡视前沿阵地，给正在浴血奋战中的官兵们极大的鼓舞。她们看到作战中的官兵衣着单薄，便立即发起在上海市民中筹款并发动群众缝制棉衣。她们还和史量才、杨杏佛等一起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筹建伤兵医院……宋庆龄不畏艰险，坚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行动，获得了国内外人们的高度赞扬和崇敬。有个美国记者称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创导民权运动，营救爱国志士
淞沪战争后，蒋介石政府在加紧军事“围剿”工农红军的同时，对国统区进行了文化“围剿”。全国监狱密布，特务横行，文禁如毛，连宋庆龄的住处也受到严密监视。面对白色恐怖，宋庆龄毫不畏惧，一心想的是无数被捕入狱的爱国志士的生命危险。宋庆龄从长期以来的革命经验中体会到，单凭几个人的力量出面干预是不够的。她联络中外进步人士并会同我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杰出代表，于1932年12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担任正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发起和参加《同盟》的有鲁迅、黎照寰、林语堂、王云五、沈钧儒、胡愈之、郭蔚然、周建人、邹韬奋、张志让、茅盾、郁达夫、王造时、叶绍均（即叶圣陶）、陆诒等人，还有国际友人伊罗生、史沫特莱等。12月29日《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向中外记者发表成立宣言，坚决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同盟》在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对新闻界谈话》、《靠中国人民》等谈话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和腐败制度，赞扬在狱中的“政治犯”为“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指出“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这一系列掷地有声、震动山河的言论，对抗日反蒋斗争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成立之后，不断得到来自共产党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和求援材料。《同盟》工作人员及时地进行调查研究、设法同受害者取得联系，有理有据地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在《同盟》成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主要的活动有：声援许德珩、侯外庐等为呼吁抗日而被北平当局非法逮捕的全体师生；抗议反动派非法杀害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营救被非法逮捕入狱的陈独秀；营救邓中夏；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牛兰和他的夫人；营救著名共产党人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五位革命志士；营救被绑架的左翼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调查北平监狱的黑暗状况；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政府在国内的法西斯暴行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宋庆龄亲自领导并组织有关人士参加下进行的。
1933年春，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陈藻英五人先后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很快被引渡到国民党监狱。正当他们面临被杀害的危急关头，《同盟》首先发表声明，揭露这是一起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非法逮捕中国爱国志士的案件。宋庆龄在报上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接着，她又率领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等，冲破阻挠，亲赴南京探望罗、陈。经过各方面的奋力活动，廖承志、陈赓先后被释放，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
宋庆龄、蔡元培等在营救工作中，充分做好对国民党政府中党、政、军各界及各层次的有关当权人物的工作。如营救许德珩、侯外庐等北平爱国师生，宋庆龄、蔡元培、黎照寰、林语堂等以《同盟》筹备会名义，给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三人拍了营救电。为营救罗登贤等，宋庆龄到南京召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责问他们“为何青年爱国，你们把他们抓起来”？并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等四项要求。为救陈赓，她亲自找蒋介石交涉，斥责蒋忘恩负义：“陈赓救过你的命，现在你要杀他？”使蒋无言以对。
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这是一桩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案件。自宋庆龄回国后，中外进步人士纷纷来电，把营救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宋庆龄积极配合国际反帝组织及中共地下党由潘汉年负责的营救工作计划，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上海救援会，和《同盟》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宋庆龄为牛兰夫妇聘请外籍辩护律师，派马海德医生前往监狱为他们治病，托人精心照管他们的孩子……当牛兰夫妇进行了长达16天的第四次绝食而生命垂危时，宋庆龄又向司法部门交涉，由她具保外出就医，保住了他们的生命。宋庆龄还几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这场营救活动共持续了六年之久，蒋介石未敢杀害牛兰夫妇。
《同盟》还支持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要求改善待遇、出狱抗敌的斗争。1933年1月25日，宋庆龄收到由刘尊棋执笔，具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两封英文信，控诉关在那里的百余名政治犯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宋庆龄立即要求正在北平的《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前往调查。2月1日，《同盟》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开了这两封来信以及《同盟》的调查报告和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一文。
由于《同盟》竭力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深刻揭露统治者残害爱国人士的黑暗内幕，使反动派十分恼恨。他们的特务机构曾数次向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投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甚至在写有“孙夫人亲启”的信封里放进了两颗手枪子弹。对此，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都是横眉冷对，并以更为坚强的斗争来回答。于是，特务们对《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下了毒手。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特务暗杀。“暗杀杨杏佛，意在孙夫人”。特务组织扬言要在杨葬礼时杀害宋庆龄等。然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无所畏惧，他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吊唁。向杨杏佛遗体告别时，宋庆龄默默悼念了二十分钟才离开。她向记者们表示，“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
1934年11月13日，爱国新闻实业家、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惨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枪杀。这位新闻战线上的爱国民主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宋庆龄所支持的抗日救国斗争，仍继续如春风野火，越烧越旺。
1935年7月，蒋介石又一次屈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天津和河北。全国人民怒不可遏，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尤为强烈。北平学生悲愤地怒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燕京大学进步学生黄华、陈翰伯等，在寻找光明和真理的道路上，想到了他们心中尊敬的孙夫人。于是，以燕京大学几个学生名义给宋庆龄写信，诉说他们的苦闷，并向她请教。十几天后，他们收到了宋庆龄的回信。在信上，宋庆龄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斥责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她要求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她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宋庆龄笔下这样一股强有力的暖流，对当时北平进步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促进。
在《同盟》成立一年半中，它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这是宋庆龄和她的战友们在斗争中杰出的、创造性的重大贡献。自杨杏佛牺牲后，《同盟》被迫停止了工作。然而，宋庆龄没有停止营救工作，而是在更广阔的抗日救国的历史舞台上，为维护爱国志士的生存权发挥其更加杰出的作用。
民族精神的呐喊，统战救国的强音
宋庆龄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她的思想已从三民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她坚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必然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胜利。从30年代起，她把自己紧紧地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被疯狂“围剿”的极端困难时期，白区的各级党组织一再被破坏，党内上层领导数次出现路线错误，但宋庆龄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她的政治活动始终考虑到怎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有利，她始终赞同和拥护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尊重党的意见，关心着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保持着和党的联系，竭尽全力完成党所委托的任务。她从事的有以下几项重要活动：
1932年3月8日，由进步力量为骨干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被推选担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她发表演说，首次提出：第一，派遣全国至少80％的军队，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武装人民，组织义勇军；第三，立即恢复人民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中共愿与任何军队或武装部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宣传了被封锁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她的演说不胫而走，使国民党感到被动，使爱国群众受到鼓舞。
1934年4月20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担任会长。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热烈拥护六大纲领，很多人在纲领上签了名。这是宋庆龄为推进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次实践。当时蒋介石正疯狂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盛忠亮按苏区中央指示，会见孙夫人，要求得到帮助，“在非共区内发起运动，以减轻被围攻的苏区的压力”。宋庆龄详细听取了江西情况的汇报，深切关怀红军的困难，表示要全力支持。在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中，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口号后，又是宋庆龄领头和何香凝、柳亚子、于右任、孙科等一起率先响应，又一次为促进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当红军经过为时一年多的艰难斗争，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时，宋庆龄感到由衷的高兴，举杯庆贺。
1935年底的上海，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各界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12月21日，上海妇女抗日救国会首先宣告成立。接着，各界救国会陆续成立。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救国会活动异常活跃，群众性集会、游行和日资纱厂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非常尖锐。
10月19日，伟大的鲁迅不幸病逝。宋庆龄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委托，以对鲁迅无比深厚的战斗情谊，全力主持了鲁迅的丧事。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通过悼念鲁迅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去。在公开吊唁的三天里，上海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前来瞻仰鲁迅的遗容。在送葬时，宋庆龄、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群众队伍约有一公里多路长。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绸旗，人们高唱着“……呵，导师，呵，同志，你活在我们心里”的悲壮挽歌。鲁迅的葬礼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战斗性的爱国活动，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11月中旬，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的活动。宋庆龄在她的纪念词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说：“在目前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提法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精神，即中共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这对救国会以后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1月22日深夜，上海国民党警方会同租界巡捕非法拘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他们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就是举国震惊的“七君子”事件。在恐怖气氛中，宋庆龄以救国会执委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她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她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的领导和配合下，宋庆龄带领救国会很快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援救“七君子”的运动。一些国民党政界、军界高级人士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了十万人签名运动。李宗仁、白崇禧发出营救电报，张学良飞赴洛阳请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这对半个多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张学良、杨虎城为解决西安事变所提出的八项建议，其中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七君子”；蒋介石当时同意了，但过后又违背其诺言，罗织了“十大罪状”开庭审讯七君子。宋庆龄忍无可忍，在1937年6月27日和何香凝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他们自请入狱，要求和七君子同“罪”。7月5日，宋庆龄带领救国会的胡子婴、胡愈之等16人，提着箱子、带着雨伞前往苏州，要求高等法院收押。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掀起入狱运动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公开镇压，无可奈何，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宋庆龄代表民族精神的“怒吼”，使反动势力为之慑服。她的崇高威望和斗争策略，使蒋介石几度策划暗害她的阴谋没有实现。
在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宋庆龄积极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并把中国的抗日斗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即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各国进步人士发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呼吁，得到了罗曼·罗兰、巴比塞、高尔基等著名反战人士的响应。1933年，“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非战会议，并要派代表来华重新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以否定“国际联盟”歪曲实情、袒护日本的所谓调查报告。1933年9月，国际会议就要在上海召开，而国民党及租界当局却不准开会。宋庆龄蔑视他们的禁令，亲自到停靠在招商局中栈码头的法国安得来明号客轮上迎接4名国际代表。尽管中、外当局警方采取逮捕筹备会骨干、监视宋庆龄住宅和国际代表住处等措施，但在中共江苏省委地下党的全力支持和精心安排下，会议终于按计划在原公共租界秘密地召开了。
从30年代初起，宋庆龄的住宅、邮政信箱，以及她的外出行动，经常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但她仍非常勇敢而负责地接受共产党组织或处在极艰险中的共产党员的委托，做着秘密的“接线”和调查工作。
1933年，廖承志被捕出狱后，宋庆龄到他家中，说她是代表最高方面即共产国际来的，要廖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不能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把回答写在小纸条上；宋庆龄把它塞进一支抽掉半截烟丝的烟卷里，从容地带走了。
陈赓被捕后关在狱中，宋庆龄前去探望时，将党组织委托她带去的一张纸条，机智地递给了陈赓。
方志敏烈士牺牲前，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文，辗转送到鲁迅手中，再由宋庆龄递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宋庆龄说，她曾为方志敏向党转交过几次信，包括方志敏最后给党的信。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北方局与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派出邹鲁风到上海找关系。邹带着曹靖华给鲁迅的信，见到了鲁迅，鲁迅又把此信交给宋庆龄，由宋庆龄转给了党，用她和鲁迅的话说：“电线”接通了。宋庆龄也曾帮助党组织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秘密电台。她通过艾黎、马海德等帮助，使几个处于危境的共产党员逃离上海。她甚至为红军的需要，把一箱手枪子弹放在自己坐的人力车上，顺利地通过租界的哨卡。
沟通国共中枢联系，实现全面抗战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加紧，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火焰越烧越旺，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政策的贯彻，国民党上层派系的分化，使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有了变化。他们一方面仍加紧向工农红军进攻，一方面也想寻找同中共接触谈判的机会。
1936年1月，宋庆龄把牧师身份的秘密党员董健吾请到家里，要他带一封重要的信件，立刻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为了途中安全，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博古的接待。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犯；内政和经济上实行改革等。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报告。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宋庆龄对此次“益国匪浅”之行获得成功感到欣慰。当年9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作为同南京当局谈判的代表从陕北来到上海。他带来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信和党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在抗日救国怒潮声中，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宋庆龄同全国人民一样，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被迫扣蒋的可尊可敬的爱国行动而高兴。但她从抗日大局考虑，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宋庆龄从中也做了不少工作，还帮助潘汉年到南京去和宋美龄商谈等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团结抗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宋庆龄也看到蒋介石内心实际并没有放弃内战思想。她非常重视毛泽东在给她的来信中提出的“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1937年2月15日，宋庆龄出人意外地出席了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这是她在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并在1931年她宣布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这一非同寻常的政治行动，正是宋庆龄为了争取国民党中枢负责人抗日救国。在这次会上，以宋庆龄、何香凝为首的爱国人士，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会上，宋庆龄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恐日”病。她指出：“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国防”。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最后，尽管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但宋庆龄的浩然正气深刻影响着与会的人们。3月下旬，蒋介石不得不秘密请周恩来到杭州开始两党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芦沟桥，挑起“七七”事变。紧接着又在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抗战形势对国共再次合作的要求迫在眉睫。宋庆龄接连发表文章加以促进。8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后，在上海特地向宋庆龄通报了谈判进展的情况，宋庆龄听后非常高兴。9月22日、23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这就宣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终于实现，“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她连续写出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等文章。她说：“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又语重心长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像诗人一样歌颂这一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表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宋庆龄在鼓舞着已经觉醒了的亿万中国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把敌人赶出去。
回顾宋庆龄在30年代的峥嵘岁月，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勇拚搏的足迹，使人无限钦佩和敬仰。正如廖承志所说：“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