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色和吸收借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民族特色和吸收借鉴
吴元迈
社会主义文学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它的诞生是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密切相连的。它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相区别于过去和现在的其它文学。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共性。除这些共性以外，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又无不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只要生活本身还存在这种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就不能不加以反映和表现。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都不可能处于民族特色之外，它总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屹立于人类文学之林。
所谓民族特色，它不仅包括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气质、民族的心理、民族的风格、民族的地理环境等，也包括民族的独特生活经验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颖之处。换句话说，它既包括文学的形式，也包括文学的内容（主体、主观的方面和客体、客观的方面）。那种简单地认定社会主义文学的形式是民族化，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容可以是非民族化的观点，是狭隘的和偏颇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容如果与民族特色无关，那还需要什么民族的形式呢？文学的内容也具有民族特色。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内容是民族特色的重要或主要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今天我国的作家艺术家能够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卓越地、艺术地、真实地反映和表现出来，那么我国的文艺也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仅仅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式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内容，很难说是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与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学成果，绝不是矛盾的。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是要实行文学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要提倡封闭的、孤立的“民族文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决不是要以中华民族的文学长城同人类文学的发展相隔绝；它绝不可能脱离世界文学的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它绝不可能抛弃几千年来世界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所取得的宝贵成就而从头开始。相反，文学的发展总是代代相承，一浪接着一浪地奔腾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人们不会忘记，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初期所犯的“火烧拉斐尔”，“打倒席勒”，“把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现代轮船上扔出去”的“‘左’派幼稚病”，它给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何等的危害；也不会忘记，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过的文学虚无主义和文学排外主义的言行，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造成多大的挫折。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的这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世界文学史一再表明，孤立于世界文学潮流之外的文学上的闭关自守和故步自封，从来是没有前途的。凡是发展和进步较快的那些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总是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它们从来都不是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是在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中发展。并且总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勇于和善于把别的民族与国家的文学精华熔铸于自身之中，这几乎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向前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它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学传统，而且要继承全人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艺术成就。积极地、充分地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学成果，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民族特色或民族性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由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它们并不是停滞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开放和历史地发展的，必然会有别的民族文学的精英加入进来，成为本民族的血和肉。鲁迅说：“就绘画而论，长期以来，就大受印度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这无异于说，民族特色或民族性是个动态的过程和动态的概念，是稳定性和开放性、变化性的辩证统一。像国画一样，整个华夏文化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不仅吸收了域内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也吸收了域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并将它们熔于一炉。
这种吸收、借鉴精华和剔除、批判糟粕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同步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交通、通讯方式的越来越完善，各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日益密切，一个过去的咫尺天涯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天涯咫尺的世界。然而这种深刻的变化，并没有使世界走向一体化，也没有使世界文学走向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文论模式，仍在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这同样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在今日的西方文学界，围绕着文学观念、文化模式、文艺学方法论、文艺思潮和流派等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也并没有止息，并没有趋同和一体化。拿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文学界所关心的问题来说，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时还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对待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方面，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遗产”的论述并没有过时。在充满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多端的世界文学格局面前，既不必害怕荆棘，不敢去采集鲜花，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中和其它外国文学中有益的成分，以及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中有益和合理的东西；也不要“瞎子摸象”，把荆棘当作鲜花，不去批判、否定该批判、该否定的东西。
吸收、借鉴和分析、批判是合二而一的过程，都是客观的需要。但它们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