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峰一贯反党的严重行为继续被揭发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黄逸峰一贯反党的严重行为继续被揭发
编者按：华东交通部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的干部，继续揭发了黄逸峰的反党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他一贯抗拒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把干部当作“私有财产”，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当做“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又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和一切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向党闹独立性的分散主义的错误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认为，目前在全国各部门、各地区都应该从黄逸峰事件中吸取更多的教训，严肃地检查工作，坚决防止与纠正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的正确决定以后，华东交通部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的干部继续揭发了黄逸峰反党的严重行为，特别是进一步揭露了黄逸峰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而为所欲为，任意滥用干部，反抗党和政府领导的行为。
几年来，黄逸峰严重地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任意滥用私人，把干部当作自己的私产。他除了号召机关干部介绍私人到华东交通部来工作外，自己介绍到华东交通部工作的私人遍于各单位。这些人大多是他的老朋友、老部下、乡亲、学生等。对其中一些历史复杂、政治面目不清、品质不良的人，黄逸峰也一概重用，甚至越级提拔。凡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或会吹牛拍马、阿谀逢迎的人，黄逸峰都认为是好干部；反之，能坚持原则的则是“坏”干部。黄逸峰对干部有三种手段：“打”、“拉”、“赶”。对批评他的干部加以打击；对他认为可利用的干部则用一切办法拉拢；对受了打击后还不“老实”的干部则想法“赶”出华东交通部去。黄逸峰把干部当作自己的私产，认为自己的“私产”越多，自己“官”就越大。他常常把华东交通部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一两千人的事情引为他个人的光荣，说这是他的“一大成绩”。因此，他认为谁也不能动他的干部。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要从华东交通部调十名土木工程人员到鞍山钢铁公司去参加基本建设工作，黄逸峰就坚持不调。又如同年秋天，政务院向原华东军政委员会抽调三十名土木工程人员去西南修建公路。华东人事部要交通部考虑抽调。黄逸峰不同意调，还埋怨华东交通部人事处副处长孙良不应该把工程人员统计数字报告中央交通部。他对孙良大发脾气，说：“孙良！你有华东人事部这个爸爸还不行吗？为什么又找中央交通部人事司这个爸爸！”最后，他知道不调不行，又指示山东省交通厅调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员给中央。黄逸峰为了隐瞒技术人员的数目，免得被抽调，就把华东交通部到学校兼课的工程人员统计到学校教员中去。
黄逸峰一贯狂妄自大、居功自傲、目无组织、不守纪律，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一九五二年九月，黄逸峰曾来北京参加中央交通部召开的全国公路运输会议。会上，中央交通部首长对于联运工作和汽车运输工作作了新的指示，会议对于公路运输工作也作了新的决议，同去开会的人都认为这些指示和决议非常重要，回去后要求黄逸峰认真传达。但是黄竟狂妄地认为：“联运工作总结部分都是根据华东的报告作的，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关于汽车运输总结部分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擅自决定不开会传达。这样，全国公路运输会议的精神在华东就没有能很好地贯彻下去，各省、区交通部门仍然根据旧的方针进行工作，违背了中央的精神。黄逸峰还多次公开地违抗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例如一九五一年下半年，中央交通部召开统计会议，决定“凡各级交通行政机关及专业企业中尚无专责的交通统计机构者，应即从事建立。”“于各基层单位之内，积极准备普遍建立基层统计单位或统计人员。”黄逸峰竟擅自将决议中的“普遍建立”的原则，改为“重点的建立或健全机构”、“首先应以企业部门为主”。这就完全不符合于中央的要求。黄逸峰甚至连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同志也看不起。如中央交通部曾为组织机构和联运方针等问题来电报征询他的意见。他对中央交通部提出来的意见不满，还污蔑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同志为“没主见的人”。黄逸峰曾几次到中央交通部谈问题，如遇中央交通部没有立即同意时，他就背后发牢骚。又如上海刚解放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了保证供应上海市人民对燃煤和粮食的迫切需要，曾作出决定，要求上海铁路管理局保证完成粮、煤的运输任务。但是，当时身为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的黄逸峰却在铁路党委会上公开反对华东局的正确决定，并说：要运煤粮，必须拿钱来。他甚至还用谩骂的口吻对待上级和一些负责同志。他傲慢地在会上拒绝批评，坚持错误，用种种藉口阻碍上海人民迫切需要的煤和粮的运输。“三反”运动后精简机构时，上级规定华东交通部的编制是三百人，实际交通部的人数超过很多。黄逸峰就采取行政单位与交通部所属的企业单位合署办公的办法，要企业单位负担一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的开支。这样就无形中加重了企业单位的负担，减少了国家收入，完全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精简机构的精神。直到现在华东交通部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百多人的薪金是在企业单位中开支的。
黄逸峰经常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他常吹嘘说：
“我在东北时办了铁路学院，上海铁路局的干部大部是我黄逸峰培养出来的。”甚至就在纪念党成立的三十一周年的大会上，他也卑劣地宣扬自己的所谓“光荣历史”。实际上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就脱离了革命，到抗日战争高潮时才又重新混入党内的。黄逸峰的另一恶劣作风，是沽名钓誉，招摇撞骗。例如上海刚解放时，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通知：上海铁路管理局上海地区的员工每人可借支二千元；但黄逸峰却在局里发的通知中，勾掉“奉华东财委通知”等字，而以个人名义发表，表示他个人对职工生活的照顾，以此来讨好职工。
黄逸峰压制批评、违反党纪的行为被揭发后，他仍毫不悔悟，坚持错误，硬说“我没有错误”。当华东局决定在党报上公布他压制批评的错误时，他在办公室里还生气地说：“他们（指华东局）想把我在全国搞臭，使我见不得人。”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交通部总支党员大会揭发批判黄逸峰反党罪行时，他看到过去自己的“亲信”也揭穿了他一再对党不忠实的内幕后，才面红耳赤地缩下头去。大会第二天，大会主席接受大家的意见要黄逸峰到台上表示态度，黄逸峰虽然表示了愿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接受教训，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到底；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仍然很不深刻，态度仍然是不够老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