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老——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新事瞭望

托老——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
本报记者　崔士鑫
81岁的退休职工刘文英，有一子一女，儿子已经63岁了。1991年12月，儿子征得她同意后，把她送进了南京建邺区老年公寓。日前记者到这里来采访时，老人乐呵呵地对记者说：“这里好，自在，有人聊天，伙食也合老年人口味。”
类似刘文英这样有退休金、有子女的老人，住老年公寓或其它福利中心，叫“自费寄养”，社会上称为“托老”。这是民政部门近年来在老年人供养方式上的一种尝试。
1987年，南京市鼓楼、秦淮等区的城镇福利院、敬老院率先开办自费寄养业务，接收各单位中无子女的退休职工，但很快就有不少有子女的退休职工也来要求寄养。到目前为止，全市49所福利院中，五保老人只有100多人，自费寄养者已近400人，而且自费寄养老人的比例还在增加。由于福利院寄养老人的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不少敬老院已改称“托老所”、“老年人自费寄养站”或干脆叫“老年公寓”了。
刘文英老人算是幸运的，眼下还有不少老人在为住不进老年公寓发愁。建邺区老年公寓的30个床位已全部住满，登记排队等着进来的还有30多人。工作人员夏洁告诉记者，想进来的人还不止这些，因为登记再多也解决不了，对后来申请的人我们只好婉言回绝了。秦淮区夫子庙社会福利院有24个床位，却住进了27个人。多出的3个人，两个住在仓库改建的房间里，一个和服务人员住在一起。在这里登记排队的还有几十人。
过去，有儿有女的老人住敬老院，老人自己感到不光彩，子女也觉脸上无光。现在，传统的养老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高楼大厦、单元式住房使邻里之间的交往减少；家庭小型化、双职工家庭增多，使老年人的生活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像刘文英这样家中缺人照顾的老人为数不少。此外，老年人自费寄养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子女有工作，老人寂寞孤单。69岁的张柏年原是江苏省机械化公司工会主席，老伴早已去世，5个子女都已成家，住得较远。退休后一人在家，整天以录音机、电视机、报纸为伴，一日三餐吃什么都无所适从。1990年，他说服子女自己联系住进了老年公寓。子女们看他在这里和其他老人一起生活得很自在，就都放心了。
生活不能自理，家人照顾不便。秦淮区饮虹园老人公寓有位中风瘫痪的老人，在家卧床3年，又急又闷，子女也很为难，后来进了老年公寓。像这样因健康原因住老年公寓的老人，在老年福利院中占很大一部分，给不少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
住房紧张的矛盾无法解决。韩老伯原住在秦淮区的老式房子里，拆迁后住进了单元房。和兄弟、侄子、侄女住在一起，感到很不方便，就搬到了老年公寓。秦淮区建筑加工厂的沈老太太，退休后住单位的传达室，住进老年公寓后才算安定下来。
隔代人关系不融洽，难以相处。陈大娘先后住在两个女儿家里，跟两个女婿都合不来。住进老年公寓后，女儿女婿逢年过节来看她，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
“托老”，既给家庭和企事业单位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也给老年人更加自主地安排晚年生活提供了一个途径。有退休金的老人改变了过去只有资金保障、缺乏服务保障的状况，从孤单、寂寞状态和家务负担中解脱出来，在老人群体中找到了共同语言。在专门的老年人机构，他们还可以得到专业化的生活照顾和医务护理。
南京“托老热”是在老龄化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产生的。现在，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2％，已进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人口老化，老年人的照顾和赡养便成为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由于家庭日益小型化、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减弱，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养老方式受到挑战，新的以社会集中供养的赡养方式便应运而生。
从可行性上来看，“托老”事业是个很有发展前景、有待开拓的服务领域。“托老”不仅是社会福利事业，而且可以作为第三产业来发展。在南京，自费寄养老人的收费一般分为4个档次：生活自理者，每月交95元（包括伙食费55元，床位费30元，杂费10元）；半护理者，126元；全护理者，161元，需特护者每月也不过200元。这样的收费水平一般家庭都承受得起，因为老人有退休金，子女所贴的钱有限。即使这样低的收费水平，“老年公寓”也可以自给自足，并略有盈余。南京市民政局的同志介绍：“如果再改善一下设施，分出不同档次，多收一些寄养老人，经济效益会更好。”
“托老”事业目前也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设施建设未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养老设施没有地皮，只能见缝插针；资金投入不足，南京不少“托老所”是在原来街道敬老院、福利院里改造成的。这限制了“托老”事业的发展，导致老年公寓的设施档次较低，不适应现代市民生活要求。在一些条件较好的“托老所”里，也往往是两三个人住一个房间，老年人生活习惯不同，相互有影响，亲属探望时也不方便，医护设施也大都不配套。合格的服务人员奇缺，退休老人和聘用的临时工成为敬老院的主要工作人员，他们工作热情勤恳，但缺乏足够的医护知识，难以满足寄养老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