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
本报记者　田流
（续昨）大规模的工作方法
有不少地区出现了著名的劳动模范、丰产户甚至丰产村。但劳动模范、丰产户所在村庄的其他农民，丰产村所在的区、县的其他村庄，却静悄悄的寂然无声。让人感到这位模范、这个丰产户和丰产村好像是大海中一个孤单单的小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不用细问，一定是这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只解决了“突破一点”问题，却没有解决“推动全面”问题。
深入群众，把群众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不把它推广，不能使广大群众掌握它，变成广大群众的财富，还是不能领导群众一起迅速前进的。正像不少地方发生的那样。
任国栋不是这样。他不仅善于深入群众，锐敏地发现群众经验，把它集中、提高起来，还善于把它推广出去。任国栋的全部工作中，到处贯穿着群众工作的方法。肇源县的干部谈到县委书记给自己的影响和教育时，许多人都说：“任书记对我影响最深、教育最大的，是他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好多县、区干部，都给我谈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黑龙江省各地的干部、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地动员与组织志愿军。肇源县的许多县、区干部也向县委会建议：应该迅速动员群众参加志愿军。可是任国栋说：“不要急，我们先在群众中进行一次新、旧国家对比的教育，过后再组织志愿军。”当时，有不少干部担心这种作法会不会被别的县拉在后边。任国栋的回答是否定的。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时，无论走到那一个村庄，走进哪一个家庭，到处是一片控诉声、悲泣声。——旧社会，旧国家给予人民的，是多么深重的苦难与不幸啊！但到第三天，当群众讨论到第三个问题——“美国要来侵略我们的新国家，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情形大变了。愤怒与咒骂代替了辛酸的哭诉，勇敢的行动代替了悲苦的回忆。老头子剃掉了胡子，妇女们剪掉了头发，要求到朝鲜去打击侵略者，保卫新国家，保卫自己幸福的新生活。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便在全县展开了。到了第七天，全县参加志愿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六千人。
一九五二年春天的肇源，又出现一九五○年秋天那样热烈的情景。白天，广大田野上布满了人群，有的量弓尺，有的查棵数，寻找产量不高的原因。夜晚，村庄上这里一伙、那里一组，有的拿秤称，有的拨算盘，也有的在热烈争辩，计算着土地增产的可能性，修改和提高他们的增产计划。
春耕已在肇源造成真正的热潮。这个热烈的春耕运动，是任国栋掀起来的。
任国栋在四合屯住了三天。从四合屯、一面坡、靠山屯等五个村推行新耕作法中证明，这个新耕作法是正确的，是提高生产的有效方法以后，他写了
一封详细的信给县委会，让县委们研究、推行。他自己便亲自到三、五、六、十二等区去贯彻去了。他走到那里，那里的生产运动就出现了新气象。农民的生产热情像松花江的春潮一样迅速地上涨着。十二区的村干部在区里召开的干部会上，听到任国栋详细解释了这个新耕作法，连夜赶回本村，向群众“报喜”。支援村村长回到村里，没入家门，就到村政府召开会议，当天晚上全村四个互助组都重新修订了丰产计划，第二天就积极行动起来；派人去县城买王铜，准备拌种消毒，已经开始播种大田的农民，也加宽了播幅……。六区公营子村毕国权互助组，原计划五十二垧共产三百八十七石粮。推行新耕作法后，提高到六百二十八石，平均每垧十一石九斗二升，比一九五一年的产量高一点三八倍。五区彭希江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出每垧平均二十石的计划，可是社里最保守的社员张殿文还说：“只要咱把新法贯彻了，不愁收不下。”
亲自到各区、村推广，贯彻新耕作法，作出样子，只是任国栋工作方法的一个方面。动员组织力量，领导全体干部进行工作，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另一面。任国栋使县委会变成了贯彻新耕作法的司令部。县委委员们除分头到各区贯彻新耕作法外，更把全党的力量组织起来。把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青年团、各人民团体的干部，都组织在贯彻新耕作法的战线上来，掀起了一个全县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因此，虽然新耕作法是春耕开始后才提出来的，但仍然在春耕阶段，就比较深入普遍地贯彻到群众中去了。到五月二十日，全县一百八十七个村庄中，已有一百二十五个村庄重新增订了丰产计划，他们的产量一般都增加一倍左右。有一百零六个村庄、二千三百多个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展开了爱国主义丰产竞赛。
草原沸腾起来了
一件新事物的推广，总会遇到各种各样传统势力的阻挠和抵抗。新耕作法开始推行时虽然比较顺利，但这并不说明农民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它、实行它了。农民们对于“等距宽播”较易接受，因此，春耕播种时，推行起来也较容易。可是“等距的间苗、保苗的方法，就遭到了传统习惯的强烈抵抗。北满一带的农民，是没有间苗习惯的——要说有，也是非常潦草的“稀留厚、厚留稀，不稀不厚留大的。”或“有苗没苗当中留一条。”
春耕期推行新耕作法时，许多农民实行了宽播，没有宽播的，也比往年种的细致。小苗长出来，粗粗壮壮绿油油的实在喜人。本来没有间苗习惯的肇源农民，见了这样的好秧苗，更舍不得间了。年老的农民听到干部宣传间苗时，就搬出流传多年的农谚来抵抗：“十穗抵一穗，还多九根棍”呢！大多数农民怕把苗间少了，少打粮食。有些人虽然相信间苗能多打粮食，但究竟能多打多少呢？不知道。他们耽心多打的那点粮食不够间苗的工夫钱，因此也不愿间苗。在这种情况下，党就动员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作出样子，用事实教育农民，推广间苗。当时谷苗才一寸多高，间苗以后，满地灰秃秃地见不到苗，弯下腰去仔细找，才能看出留下的小苗，东倒西歪地爬在地上。不要说素来反对间苗的人，就是认为间苗能增产的先进分子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不托底了。他们苦恼地说：“这算瞎了”。可是，五、六天后，小苗“还阳”了，一棵棵肥头大耳，谷苗就像小高粱苗一样，又粗又壮黑里带绿。没间苗的庄稼和这一比，黄腊腊的不像个样子。群众亲眼看到间苗的实际效果，才逐渐地接受了“间苗”的新耕作法。但真正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还是在任国栋到了新发村，从那里发动了群众性的参观评比运动以后。
开铲头遍时，任国栋来到三区新发村。还是他那老习惯，来村后把行李一放，就到地里去了。正在铲苗的农民黄太炎、李在雨向他说：“去看看吴殿祥的高粱吧，全村头一份。”吴殿祥的高粱的确不错，长的又黑又壮，“苗也稠”，群众夸奖说：“十二成苗呢！”任国栋用步量了量吴殿祥的庄稼，合
一步（五尺）七棵，便说“一步缺三棵苗！”他让群众想想高粱的根有多大？“半尺方圆”，任国栋说：“这地才五尺七棵，不是浪费了土地么？”农民当然知道高粱的根有多大，经任国栋这么一提，更明白了。“可不是浪费了土地？”任国栋当时给大家算了个细账，就因为一步缺三棵苗，一垧地就少收四、五石粮。这一算细账，吴殿祥着慌了，直后悔：“这可咋办？”任国栋便告诉他可以移苗补种。“那白搭！”吴殿祥反对道：“有移树栽树的，哪有移庄稼苗的？准死。”任国栋劝他说：“咱们试试看。”于是他拿起一把锨，从苗稠的地里连土移补在稀的地方。吴殿祥虽然不相信，见县委书记给自己移苗，也只得一块作起来。为了看看效果，他们只补了四百六十八棵。吴殿祥说：“先看看再说吧！”就停止了。到第二天中午，太阳晒得正厉害时，任国栋邀吴殿祥到地里一看，移来的苗都直挺挺的很精神，看不出哪是移来的，哪是原种的苗。本来很平常的事，倒变成稀奇事了，全村男女老幼都跑来看了。群众在事实面前相信“移苗补苗”了。当天，各个互助组就动起手来，补了十多垧。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吴和的老父亲，一面补苗，一面感谢地向任国栋说：“你来这一趟，俺村又多收几十石粮。”可是，任国栋这时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想着刚才群众到地里来参观时候的热烈行动。“这是好办法。”他决定了，于是立时转告各区：“要一面培养典型作出样子，一面组织群众参观……。”
铲完头遍苗，“参观评比”已经形成运动了。穿着花衣服的妇女，戴着宽边草帽的农民，坐在三匹马的胶轮大车上，在夏日的草原上飞驰——草原上沸腾起来了。
“到哪里去呀？”这一辆车上的人们问。
“县农场参观，”那一辆车上的人们答：“你们哪？”
“王振堂农业生产合作社！”
夏锄期间，肇源县委共组织了近八万人到地里参观评比，并重点地组织群众到“间苗、保苗”作得最好的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参观。这就消除了间苗、保苗的阻碍，开展起全县群众性的间苗、保苗运动。各种庄稼实行等距间苗耕作法的达三万多垧，实行补苗的达五千多垧。
同参观评比结合进行的，还有全县范围的流动红旗竞赛运动。夏天，草原上热闹极了，优胜者高举着他们的红旗下地生产，收工回来，又把红旗高悬在组长门前。草原上，村庄里，到处红旗飘扬，红旗竞赛推动全县胜利地完成了夏锄工作，还在夏锄期间积肥一百余万车。这是肇源农业生产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吊尔朗当混大荒”，认为地肥不用上粪的老习气，随着新耕作法的推行，随着红旗竞赛，进一步克服了。
肇源县委会还利用生产的间隙，训练了一万二千名互助组长，一千多名宣传员，三万多名妇女。就是因为他（她）们的带头和发动，使肇源县的爱国丰产运动，形成了遍及全县、贯彻全年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合作互助运动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了。妇女成为生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夏锄期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妇女参加了间苗工作。就是因为这等等原因，肇源全县在一九五二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据县人民政府十二月间尚不完全的统计，有一千零七十八个互助组的土地，每垧平均收粮九石；五百六十五个互助组和一百九十四个屯子，四十三个村庄的全部土地，平均每垧收获十石；全县在三百二十一垧的大面积上得到空前的高额产量，每垧收获竟达二十石以上。
走向新的胜利
这样大面积的、全县规模的丰收，只是任国栋同志领导爱国丰产运动的一个收获，甚至不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的主要功绩，是找到了在现今条件下迅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途径。他的主要功绩，是给广大干部提供了领导大规模农业建设的一个良好方法。
半个月后，我向任国栋同志告别时，热烈祝贺他在我国农业建设上的巨大贡献，并预祝他一九五三年获得新的成就时，这位朴素、谦虚的县委书记却说：“我只是按着毛主席的教诲，学着走群众路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教育，我能作出什么来呢？”
“我们工作中还有两大缺点。一个是新耕作法实行的不平衡、不普遍；一个是实行新耕作法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不科学，不标准。”任国栋继续说：
“一九五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县每一个村庄，都推行起新耕作法。并按照气候、土壤、不同作物的特性，运用新耕作法。使已经获得高额产量的继续提高，低产量的迅速赶上去。”
我离开肇源时，县委会已经提出了一九五三年爱国丰产运动的任务和要求。一九五三年，全县十一万八千垧土地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每垧十石，即比一九五二年再提高百分之三十三；要在五千垧土地上，创造每垧万斤的大面积丰产；要使一千个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十个村庄，成为丰产组（社）和丰产村。
这不只是一个美丽的计划，肇源县委会从秋收时起，已经开始为一九五三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现在，不论走进肇源县的哪一个村庄，都会看到一个小型的农业生产展览室。在这个展览室里，有本村最好的庄稼的标本，有关于它的所以得到丰产的详细说明；这个展览室里，也有本村生长最坏的庄稼和它减产原因的说明。这样展览室花钱不多，作用很大。它不仅用新的耕作方法的科学道理教育农民，也用新耕作法的实际效果教育农民。它使农民相信科学，相信自己的力量，具体生动地鼓舞着农民的生产热情，为一九五三年更高涨的爱国丰产运动开辟着道路。
肇源县委会在其他方面，也作了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就从这许多准备工作上——从正在紧张进行的、广泛深入的农村整党工作上；从整顿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上；从广大农民对新耕作法日益增涨的信任和拥戴上；特别是在任国栋同志亲自领导下，全县各部门、全体干部所作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肇源县是会实现这个光荣的任务的。我们有根据预祝肇源县在一九五三年获得更高的丰收。有根据预祝任国栋同志获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