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将雄风　名垂史册——深切怀念王必成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虎将雄风　名垂史册
——深切怀念王必成同志
陈丕显
1989年3月13日，江南已是早春的气候了，北京却依然春寒料峭，不断刮着西北风。必成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到我处，我悲痛至极，彻夜不眠。我们这些经过战争洗礼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我多么希望必成同志能像前几次重病时那样转危为安。但善良的愿望不能使自然规律逆转。
这两年多来，我总想写点什么，讲点什么，但抚今追昔，思绪万端，要写的祭文太长，要讲的话实在太多。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我和必成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那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同在陈毅、粟裕同志的率领下，出生入死，抗击日寇。1940年7月至1942年底，我们在苏中地区，一起战斗、工作了两年多。
全国解放后，必成同志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我兼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我们又一起为保卫和建设上海市而朝夕相处，合作共事近6年。
“文革”后期，刚刚恢复工作的我，与必成同志重逢在西南边陲——昆明，为稳定和建设云南，保卫祖国的西南大门而并肩战斗。
1979年初，必成同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此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并兼武汉军区政委。我们再次在荆楚大地相聚，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拨乱反正，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再度携手合作。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半个多世纪来，我与必成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战友、知己之情。正因为相知太深，交往甚密，有时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回忆往事，但是挥不走无尽的怀念，拂不去心头的哀思。当年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王必成将军不时浮现在眼前。
（一）
必成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少年投身革命，1928年参加赤卫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次年入党，1932年随同徐向前同志所率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进到川陕边，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三次过草地。由于他英勇善战，进步很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
1938年，必成同志从延安奔赴东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不久担任团长。二团又称“老二团”。它的前身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这支部队重新集结，随陈老总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战斗在茅山地区，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
必成同志到老二团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了。在粟裕同志率先遣支队取得卫岗处女战的胜利之后，他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重创了横行无忌的日伪军，使敌伪闻风丧胆，受到了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誉称老二团为“老虎团”，王必成同志的名字也为江南军民所称颂。
194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必成同志随陈粟司令员渡江北上，挺进苏北。陈粟分别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叶飞同志任一纵队司令员，必成同志任二纵队司令员，陶勇同志任三纵队司令员。部队开赴江都时，我也于当年7月奉陈毅同志之命从苏南率东南局和新四军少数干部踏上了苏北大地，并在江都塘头与必成同志见了面。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个头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气；不善辞令，简单几句话，掷地有声；不苟言笑，待人诚恳，谈话中很少讲自己过关斩将之事。我跟他开玩笑说：老二团把我们赣粤边的游击队给“收编”了。一句话把必成同志逗笑了。7月25日，东进序幕一拉开，必成同志所率的二纵先期行动。我随陈老总及指挥机关稍迟一天出发。不久便传来捷报，二纵已将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并分兵占领了黄桥镇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9月，他率部攻克姜堰，打掉了保安九旅司令部。10月，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与一、三纵一起，全歼敌顽军独立六旅，直捣顽八十九军军部、三十三师师部。敌军长李守维单骑遁逃，连人带马掉进河里淹死。从此，这三支英雄的部队，在陈粟指挥下，一直并肩作战，威名卓著。三位司令员的姓连称成“叶王陶”，成为传奇“人物”，传颂大江南北。
1940年10月10日，必成同志所率二纵在东台县北白驹镇之狮子口与黄克诚所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我军南北间的联系，为开辟华中抗日新局面、巩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活动于苏中地区的原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所属第一、二、三纵队编为第一、二、三旅，必成同志任二旅旅长，政委是刘培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撤销原苏北区党委，成立苏中区党委，并先后由刘炎、粟裕同志任书记，我仍任副书记。军部还宣布成立苏中地区武装的指挥机关——新四军苏中军区，由一师师部兼。苏中地区临江濒海，物稠人富，交通便利。必成同志所率的二旅以苏中二分区以及盐城、建阳（今建湖）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我与必成同志也就有了更多的交往。
必成同志不仅是一名合格的军人，是一名勇猛顽强、能征善战的战将，而且他很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根据地党政工作，尊重和支持政治机关、政工干部的工作。他是工农干部，却很能团结爱护知识分子干部。他特别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十分珍惜军政、军民关系。二旅进驻苏中地区的北端。这个地区东濒黄海，西连高宝，北靠盐阜，是盐城新四军军部的南大门，战略位置很重要。必成同志指示各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乡村，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各级民主政权，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帮助建立民兵自卫队及农、青、妇抗日组织，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1941年9月，根据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关于“主力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苏中军区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一师所属各旅各组织一个主力团，其余部队划归苏中地方部队，以营为单位充实地方兵团，一下子组织了十多个兵马强壮的地方兵团。必成同志的二旅先后组建了兴化、东台、台北独立团及盐东独立大队等。必成同志从大局出发，首先从旅机关带头紧缩编制。有的干部降级使用也毫无怨言。老弱病残战士发给路费回家。必成同志还指示机关，尽量不要给地方政府增添负担，表现了服从命令，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兴化独立团组建后，团长是温逢山，政委是李华楷。温逢山同志参加过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后任老二团二营营长。1939年我在苏南巡视工作时，在宜兴县游击区曾见到他，也看到了这支老部队。兴化独立团组建不久，就在蚌蜒河西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生俘日军1名，击毙余敌，开创了苏中地方武装生俘日军的记录。另一件事是1942年夏季，盐城伍佑敌伪900余人，窜到网沟河一带烧杀抢掠，百姓切齿痛恨。二旅四团（原老二团）闻讯后，驰援杀敌。四团政委郭猛率部奋勇杀敌，毙俘200余人。但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郭猛同志却中弹牺牲，年仅29岁。当地群众无比悲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苏中区党委为纪念这位优秀的政治指挥员，决定将烈士牺牲所在地护东乡改名为郭猛乡，使烈士的英名，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194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和军部的指示，为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新四军一师决定二旅主力渡江南下。我与必成同志暂时告别了。必成同志和刘培善同志带领许多苏中子弟于1943年1月抵溧水与十六旅会合。必成同志任十六旅旅长，江渭清同志任政委。我们虽隔着长江，但经常听到必成同志转战于苏浙皖边区的胜利捷报。
解放战争初期，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必成同志率部参加了七战中的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七战七捷的胜利，不仅鼓舞了苏中军民粉碎蒋军猖狂进攻的士气，而且使全国军民树立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我当时以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和苏中前线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全面负责整个苏中地区的后勤支前工作。前线后勤，息息相关。我时刻注视着战役发展的情况，尽一切可能支援前线，与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必成、陶勇同志同呼吸，共享胜利的喜悦。以后必成同志率部参加了两次涟水保卫战，策应了宿北大战的胜利。1946年底，必成同志奉命率部北撤，与在山东作战的兄弟部队会师。1947年2月，必成同志率华野六纵参加莱芜战役，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歼敌2．4万余名的辉煌战绩。接着在5月必成同志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老冤家、死对头——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我全歼该敌。小说《红日》就是当时六纵的宣传部长吴强以此战役为题材创作的。在以后华东战场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如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必成同志的华野六纵，都建树了赫赫战功。每当胜利消息传来，我都为老战友的新贡献欢欣鼓舞。
必成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顽强，大胆果敢，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
（二）
1955年上半年，必成同志奉命从朝鲜前线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直到1960年11月调南京军区工作。当时我兼任警备区政委，这是我们一起合作共事最长的一段时间。
必成同志在上海工作的近6年时间里，非常珍惜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政领导；他党性强，讲原则、顾大局；他治军严，律己也严。
必成同志经常强调上海警备区是上海市委的军事部门，既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挥，又要服从上海市委领导。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范例。他说上海是个高度工业化的都市，工人无工忙工闲之分；上海郊区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亦无农忙农闲之别。因此上海的民兵训练不能采取“大集训”的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上海的地位和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训练方法，每天一至两个小时，有分有合，并侧重抓特种兵的训练。市委根据必成同志的建议，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把地方党政部门和驻沪三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民兵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必成同志动员警备区指战员勒紧裤带过苦日子，不向地方伸手，不与民争利。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他组织部队开赴崇明岛垦荒。他亲自动员、检查。还指示有关部门将农场的大猪、肥猪无偿支援上海市政府投放市场，而他自己带头吃“飞机菜”（未卷心的包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十分感动。宋日昌副市长向市委汇报后表示，非常感谢子弟兵对政府的支持，但一定要如数作价。
当时，警备区还有个不成文的制度，经常请地方领导同志去作报告。身为政治委员，义不容辞，我常向大家讲形势、讲传统。必成同志是市委常委，遇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来市委汇报，态度很谦虚。中央发出“要加强战备”的指示后，我们请必成同志到康平路礼堂向全市区、局以上领导干部传达，并作了重要讲话。
警备区原先没有文工团，考虑到驻沪三军较多，又常有外事活动，必成同志多次向总部、军区汇报，争取到编制，于1960年8月成立了文工团。在组建时，金山县一位女歌唱演员被选中。县里不愿意放，反映到市委。我说：“此人还在上海嘛，放！”市政府还拨了一些经费给警备区。记得文工团首场演出是学习剧目《刘三姐》。必成同志邀请市领导一起出席观看。那天警备区礼堂人员爆满，演员个个都很认真，演出很成功。演到精彩之处，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必成同志也开怀大笑了。以后，文工团经常到基层、海岛、边防哨卡去演出，不仅兵写兵、兵演兵，而且经常配合地方的中心工作和外事活动进行演出，获得好评。
横沙岛工程是军民共建的结晶。吴淞口侧翼三岛（即长兴、横沙、园园沙）均有驻军和居民，但只有长兴岛有码头，舰船靠岸常受潮汐影响，交通极不便，如战时则补给更为困难。必成同志提出要搞码头工程。经上级批准，横沙岛工程被列入上海市政建设项目兴建。此举极受该岛军民称颂。
延安饭店是在必成同志任期内兴建的。必成同志到上海后，多次向总部和军区反映要盖座饭店，接待过往的军队干部，以缓解上海市“接待难”的问题。获准后，市委决定派副秘书长熊中节协助警备区后勤部长黄志远指挥兴建。饭店于1958年5月动工。中央有关部委和兄弟省市都给予了支持。动工期间，适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服从大局，延安饭店盖到五层就封顶了，于1962年交付使用，缓解了接待难的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成长前进的道路上也印着必成同志的足迹。“好八连”是1963年由国防部命名的。此时必成同志已调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但是他在任期内，精心培植和扶持了这一典型。必成同志多次深入该连，勉励八连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身在闹市，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五颜六色所迷惑，并指示警备区政治机关认真总结八连的经验，举办连史展览。必成同志还邀请我和其他市领导去参观。我们对“好八连”的事迹和展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使展览更为充实，更有说服力。市委还指示上海的“两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好八连”的经验。十年内乱开始后，人妖颠倒了，“四人帮”诬蔑“好八连”靠不住了，把“好八连”调离上海，并诬蔑我“腐蚀了好八连”，以此作为一大罪状加害于我。好在这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好八连”还是“好八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再次肯定了“好八连”这一艰苦奋斗、拒腐防变的典型。我想必成同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三）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一伙祸国殃民的败类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也为我这个十年内乱中的“重灾户”的新生奠定了基础。随后不久，中央决定让我去云南工作。我与必成同志又在一起工作了。此时他已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并兼云南省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他先后在昆明军区工作了10年。
老友见面，格外亲热。必成同志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着我，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阿丕，大难不死啊！”必成同志平时寡言少语，不善辞令，但他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他对你好，是心里对你好，很少溢于言表。那天，我们彻夜长谈。必成同志详尽地向我介绍了云南的情况，并询问我这些年来的坎坷遭遇。那夜虽无美酒，但劫后余生，互诉衷肠，胜过那千杯万盏。必成同志有个特点，他很少谈自己，无论是战争年代过关夺隘，还是“文革”中遭受的委屈，都装在自己的心中，从不向人炫耀或宣泄。后来，我逐步知道他自1969年调昆明军区工作的七八年间，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之时。作为云南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必成同志的工作受到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向必成同志身上泼脏水，诬陷、迫害必成同志，胡乱拼凑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风，另搞一套。他们把刚直不阿的必成同志视为“眼中钉”，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上窜下跳，曾一度使必成同志无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必成同志忍辱负重，力排干扰，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而拚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及时地处理了云南的问题。1975年2月，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了100天会议，专门下了文件，扭转了云南局势。
必成同志不愧为一员老将，他有鲜明的立场，独特的个性。他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当省革委会开会时，那些派性干部就在会上胡搅蛮缠。必成同志与他们的倒行逆施多次进行斗争，寸步不让，捍卫了党性原则的纯洁性。在昆明时，必成同志常到我家里坐坐。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也谈工作。他经常谦虚地说：“做地方工作，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如发现我哪里做得不对，你及时给我指点指点。”这不是一般客套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地方干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他都从谏如流。不仅如此，他还尽自己所能，保护、解决、使用、提拔了一批军内外干部，尤其是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老中医姚贞白就是在必成同志的保护下，得以正常行医看病，以后担任卫生局副局长的。
必成同志经常拖着有病的身躯，深入边防、工厂、农村。他成功地抓了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军区机关的拉练，得到了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亲自到云南重型机器厂蹲点，帮助该厂打翻身仗。他常深入到农舍地头，关切地询问口粮和看病情况。他还关心昆明市的蔬菜供应和公共交通状况。所有这些，大家有口皆碑。曾担任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黎韦同志多次对我说：“王司令员的功劳，云南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77年8月，中央决定调我去湖北工作。必成同志闻讯后很高兴。由于时间很紧迫，中央要求一个星期到武汉报到。必成同志亲自向总部申请，给我安排了一架飞机，先送我到上海，尔后送我去武汉。我和必成同志在昆明告别了。我因在云南省工作时间太短，未能为他更多地分忧解难而抱憾。
（四）
1979年1月，必成同志奉命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必成同志调离昆明军区比较突然，但必成同志党性很强，坚决服从命令，并为了对党负责，在向继任者作了详尽的交代之后，立即离开昆明去武汉就任新职，以免影响继任者的工作。
此时我已来湖北工作一年有余，并已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历史无情又有情，我与必成同志又一次在荆楚大地聚首了。必成同志还是那个老脾气。他不顾鞍马劳顿，短短几天内，走遍了军区机关、武汉空军及驻汉军事单位，还专程到省市机关拜访。省市负责同志见王司令员身体不太好，建议集体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我是湖北人，入乡拜土地，还是我来看看‘父母官’。”
他不仅对部队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他发现农民“卖猪难”，马上给李先念同志写信，提出一些建议。他还将沿途所见到的一些问题向我们省委、省政府通报，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使我们深为叹服，这完全是他深入基层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而得到的结论。他在视察部队途中，路过阔别46年的故乡——湖北省麻城市（原麻城县）。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动了这位老将军的心。这里长眠着他的父母，这里的烈士陵园安息着当年与他一起揭竿而起的赤卫队战友，这里还有他健在的亲属和少年时代的伙伴们。他满怀深情地到工厂、学校、农村视察。回武汉时，他没有带回任何土特产，而是让秘书带了一大包材料：有麻城《鄂豫边区纪念碑》缺少资金的报告；有麻城乘马中学需要增办高中，以培养更多人才的报告；有请求批准将厂址在麻城的湖北麻纺厂下放给县管，以增强地方工业实力的报告；有请求让麻城花鼓戏剧团进省城演出，弘扬地方文化的报告等等。后来他分别给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韩宁夫、黄知真、王群等写信，逐项落实。
1979年10月，省委收到一个情况反映：孝感县花园镇的驻军与当地群众发生了矛盾，主要是坦克、装甲运输车辆在训练时尘土和噪音过大，影响了周围村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我将此件转必成同志阅。他当即指示唐皎副参谋长率工作组赴花园镇。由于处理及时，措施得力，问题很快解决。部队赔偿了损失，协助群众搬迁房舍，修路打井，并派了医疗队。群众很满意，年底自发地给部队送去锦旗。
必成同志虽然在武汉军区任职时间不长，但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尊重地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精神，给武汉军区指战员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3年，必成同志回南京治病。在重病之中他仍关心他人。我的女儿小龙在南京医学院学习。必成同志夫妇对她多方照拂。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病故。作为多年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必成同志和我，都十分悲痛。他抱病口授，托人整理成纪念文章《杰出的军事家——怀念粟裕同志》。承他之情，让一位同志带给我，嘱我过目。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必成同志的心血，对粟裕同志的一生，尤其是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了很好的总结。我将此文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了。
我们虽在两地，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位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从武汉到南京看望他。他让这位同志专程来上海看我，并带来他良好的祝愿。我回北京后，曾先后两次到南京看望他。一次在1986年夏，他还可以在人搀扶下陪我在院子里坐坐，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又一次在1988年5月，我到苏北转了一圈后，专程到南京看望他。这次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卧床不起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讲不出话。我满含热泪地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望着这位与我生死与共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内心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当年驰骋疆场的虎将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更没有想到此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必成同志走了。但是他对党对人民坚贞不渝的赤胆忠心；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赫赫战功；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的坦荡胸怀；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特别是他像爱护眼珠那样地维护军政和军民团结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都将载入共和国史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