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跨越——代表委员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1992人大政协两会纪实

理性的跨越
——代表委员谈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本报记者　陈华　龚达发
中国正走着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回顾13年的历程，每走一步，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就深进一层。
今年两会上，记者访问了一些代表、委员，几乎都有这样的共识：对改革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次理性的跨越。它的标志，就在于由初始的认识到得出这样一个全新的结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一）
人大代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镇后阳村农民杨锦礼，当年曾以一种喜悦的心情领着大伙在人民公社干活，可是，“大锅饭”养懒汉，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越干越小，这是怎么回事？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终结。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破了。“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亲历了那场革命的人的同感。
然而，要在被列强瓜分、战争践踏得百孔千疮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还有一条艰难的路要走。如何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许多代表、委员都谈到，由于对生产力标准理解不深，以为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结果，体制上片面强调越公越好，公有制的成分越纯越好。农村中的“一大二公”、单纯的计划经济等等，劳动者由于革命胜利而焕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不久又被这套模式束缚住了。
“看不见或不承认这些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使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走了弯路。”人大代表肖秧对改革前的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
经验和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审视过去的体制。
人大代表林若说：“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就是为了打破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二）
这是我们思想的大解放。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请看下面一组对比数字：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30．65亿元，1990年增长到339．05亿元，增长了10倍；
1980年国民收入28．19亿元，1990年增长到150．4亿元，增长4．3倍。
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
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约1184亿元，1990年增长到2507．26亿元，增长1．1倍；
1987年国民收入1432．22亿元，1990年增长到1982．71亿元，增长38％。
　首创大包干改革的安徽省滁县地区：
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2．0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5．5倍；农民人均收入615元，比1978年增长4．7倍。
这些数字，无论是从经济实力增强，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看，变化都是惊人的。同时，率先改革开放地方的经验也激励着广大的内陆边疆。在每年的“两会”上，改革开放取得的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总是代表、委员们的重要话题。今年也不例外。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今年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加快”、“如何深化”改革。
（三）
改革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课题。
相比之下，城市里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比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复杂得多。一些代表、委员列举了诸如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等，都碰到相当大的难度。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也就难以向前发展。
一些代表分析，城市改革的深化之所以难，一是新旧管理体制的转换有一个过程，经济运行中的摩擦、碰撞是难免的，这就给改革带来困难；二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从局部、眼前利益出发，人为地形成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导致市场分割和流通渠道不畅；第三，价格体系不合理，造成部分商品供求关系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改革往往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改革的措施往往不能到位，改革配套措施往往跟不上，给一些先出台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带来阻力和困难。
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只有依靠改革去解决。一些代表指出，改革中，应把企业转换机制与把企业推向市场相结合，企业内部改革与有关的配套改革相结合。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首先应着眼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人的思想。代表、委员们谈到，从实践看，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人的思想解放。林若代表认为，广东发展较快，除客观条件优越外，思想放得开，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作茧自缚，把思想、手脚捆住了，就没有出路。人大代表、广东农民企业家邓耀辉说，他欣喜地注意到，在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破除很多框框，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大胆地往前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