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5版(两会新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摘要
《政府工作报告》求实鼓劲
岳炳忠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报告很实际，很明确。去年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经济稳步发展，非常鼓舞人心。
徐兆麟
（全国台联会副会长）：李鹏总理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是积极进取的，是有新意的，很鼓舞人心。
刘亦铭（黑龙江省台联副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报告的框架很好，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去年的工作情况，概括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明确了今年工作任务。下一步工作的关键是怎样贯彻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体现政治协商精神
钟师统
（北京体育学院名誉院长）：《政府工作报告》在征求政协常委意见时，田麦久委员建议加上申办奥运会的内容，结果被采纳了。
田麦久
（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我一共提了6条修改建议，至少采纳了3条。
尊重保障委员的民主权利
邱国义（致公党中央常务副秘书长）：政协要尊重、保障委员的民主权利，委员的民主权利有哪些？发言权、调查权、视察权、知情权、反映权，每项权利要明确、落实，并写明在政协的章程上。
监督与协商同等重要
李载柔
（长春地质学院教授）：对党风问题，勤政、廉政问题，政协要起监督作用，就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监督与协商是同等重要的。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张芝联
（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说明我国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在人权问题上，我们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人权并非资产阶级专有。争取人权这面旗帜应由我们牢牢地掌握。我们讲人权，首先是讲生存权，也重视政治权、社会权。
中国已成为很好的投资场所
司徒辉
（香港英辉集团主席）：199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比美、法、日等国都要快得多，但要看到我国国民生产绝对值并不高。在国际形势、投资环境对我有利的情况下，加快改革开放很有道理。
梁燊
（香港新中管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我国发展经济的机遇很好。国力增长，人民生活提高，社会稳定，中央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战略，意义深远。国际上，西方经济不景气，中国已成为很好的投资对象。
上海有差距有希望
陈灏珠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听了李鹏总理的报告，觉得上海大有希望。由于种种原因，过去上海的发展比较慢，去年谈了300多个合资项目，感到很高兴，但一了解，苏州是700多个，广东是几千个，就感到差距大了，这就要转变观念。
内地同样有条件开放
赵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五个特区都设在沿海，而陆地的边界比海岸线长得多，内地坐等沿海的帮助不是办法。开放不仅是沿海的问题，内地同样有条件开放。搞开放不仅仅是引进外资、技术，扩大国外市场、增加原料来源、引进人才也属于开放的范畴。
深圳还需先走一步
李世雄
（深圳市技术监督局总工）：外贸要按国际惯例办事，现在“婆婆”多，有些事不好办。如按国际惯例，出口产品要印条形码，出口产品检验要委托第三家专业机构。以前大陆出口产品这些业务都送到香港，我们深圳要搞，有的已经做了，但也遇到一些困难。加快改革步伐，还需让深圳先走一步。
看准了的大胆“闯”
欧阳文
（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准”字，我的理解就是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地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蛮干。
快上不等于乱上
董蕴琦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根据以往的经验，越是提倡解放思想，就越要讲实事求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要防止“一窝蜂”地上，
避免宏观上的偏差。
严维桢
（北京重型电机厂顾问）：加快发展经济，快上不等于乱上，要防止一轰而起争项目、争投资，造成重复建设、效益低的后果。
不要强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
徐少甫
（辽宁省政协主席）：《企业法》第32条规定“企业有权决定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但不少部门却硬性规定企业设置对口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企业如不按规定设置，就要在升级、评优等活动中被扣分，甚至取消资格。目前，多数国营大中型企业设置的机构（处、室、科）在30个以上，多的达到43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日趋严重。最近，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重申机构设置由企业自主决定，任何部门不得干预。但由于部门规定并未取消，许多企业至今不敢裁并不必要的机构。
打破过去的精简模式
丹彤
（原农机部副部长）：历次精简多是先有机构和编制，再确定业务范围，还有为安置人员而设置机构编制的。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应该打破过去工作的模式，先将中央和省区市政府根据宏观管理的决策权和控制权的职能，把任务全部提出来，再按照职能任务确定应设机构、确定编制和人员组成。当然，对精简下来的人要妥善安置。
把企业推向市场应解决价格问题
李开信
（原国家物资总局局长）：国营大中型企业最突出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去年预算内企业利税增加，实现利润却下降了14％。把企业推向市场，首先应解决价格问题：一、能源、原材料价格偏低；二、计划内价格混乱；三、对市场价格干预过多；四、双轨制问题。并轨说了多年，市场价、计划价难以分类。同时要解决市场交易无规则问题。
砸“铁饭碗”是为了获得“金饭碗”
康永和
（原劳动人事部顾问）：砸掉“铁饭碗”是为了取得“银饭碗”和“金饭碗”，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是解放生产力非闯不可的“禁区”。破“三铁”，单靠行政命令不行，弄不好还可能出乱子。必须走群众路线，教育、引导职工群众认清“三铁”的危害，自觉自愿地砸烂“三铁”。
为企业改革护航
陈培烈
（民革中央常委）：打破“三铁”还有赖多种力量予以护航。首先，要动员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付“有饭大家一样吃”这股顶头风。其次，掌握人事大权的企业上级领导，要消除在用人方面的“人情、面子”障碍。第三，政法部门要用法律保护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为打破“三铁”出力。
企业改革工作要做细
胡长和
（山东省地震局研究员）：打破“三铁”，裁减的人员如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就是不安定因素。我认为在关、停、并、转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多安置人员。
重视保护外资企业职工合法权益
陈能兴
（广东省总工会原主席）：从前几年的情况看，外方投资企业厂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加强对这类企业的管理，保障企业内有一个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样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
继续治理“三乱”
丁可则
（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目前“三乱”现象仍比较严重，南通柴油机厂上新产品，要交建筑税、城市配套费、商业网点费、档案费、招标费、审计费、环保费、消防费等等，没有几十万元无法应付。各级政府要把巩固和发展治理整顿成果列入议程，继续抓好；税收要力求统一，避免政出多门；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堵住“三乱”之源。
禁伪劣商品抓四个环节
柴邦衡
（国家链条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最为突出的伪劣商品都是与生活、生产紧密相关且量大而广的商品。伪劣商品大量流入市场且屡禁不止，有其社会原因。必须加强领导，抓住“源”、“流”、“法”、“监”四个环节，综合治理。
成立管理农村经济的综合部门
吕清
（原农垦部副部长）：建议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成立一个能够全面管理农村经济的综合部门。它既管生产力，又管生产关系；既管生产，又管流通；既管技术，又管政策，是有权威的、能对农村各产业和行业进行强有力管理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虽经两次改革，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经济下形成的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
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郑守仪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和措施，是农村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推广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农民怕“统”，担心官办的“管”多于服务；二是民办实体虽受欢迎，但对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资金难以筹集；三是农村缺乏训练有素的农民身份的专业和综合管理人才。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最好一开始就办成合作制的经济实体。
植树造林的任务很重
马玉槐
（原林业部副部长）：宣布消灭了森林赤字，是指木材计划采伐量与林木总生长量而言，并不是说我们可采伐利用的资源的问题解决了。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继续加强林业建设。黄枢（林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把林业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建议报告再强调一下合理利用土地、加强水土保持问题。
重视60亿亩草原的产出
乌力更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人们的食品结构中肉奶蛋的比重不断增加，而我国90％以上的肉食是靠食粮型的猪、鸡支撑。在本来偏紧的粮食中，饲料粮占去了近30％。应该把眼光从15亿亩耕地转向60亿亩草地，大力发展草业，向草业要肉、要奶、要蛋。
堵住国有资产流失渠道
张西洛
（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当前国有资产流向非国营单位或个人手中的情况相当严重。其流失的渠道有：“全民办集体”，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在“关、停、并、转”中随意变卖或处置国有资产；在境内外投资经营中，隐瞒资产，私分收益；在中外合资经营中，资产低估参股；在股份制改革中，无偿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设置“企业股”，使国有资产权益成为集体所有，等等。现在国务院已决定对国有资产实行“清产核资”，可尽速制止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流失的现象。
研究债券发行问题
王传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据了解，省市部门和企业都在准备发行债券，但我们到底有多少闲散资金可以用于经济建设？现在所说的9000亿存款，3000亿社会闲散资金，这其实只是个存量，其中大部分已通过银行贷出去了。我们应当计算国内资金来源的可供量。真正作为资金来源可以用的，我估计不超过3000亿。都想从社会上集资，但要计算一下，究竟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经济建设。
积极扩大股份制试点
郑励志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转变观念，明确试点的政策要求。第二、加紧完成股份制企业的立法。在全国性法规制订之前，必须加紧完成地方法规。第三、增加股票的发行和上市。股票价格所以扶摇直上，主要原因是供求失衡，求大于供。第四、完善证券市场的管理。要防止投资大户控制和操纵股市。是否可以规定一个自然人所持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5‰。同时再在二级市场上作出相应规定，个人一次最高买入量为个人最高控制额的1／10。
改变财会管理体制
周亚特
（湖北省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国家如何强化对企业的财会管理，充分调动企业财会人员当家理财职能，强化对企业负责人经营行为的有效监督？最根本的办法是，改变财会人员原有的仅受企业负责人领导的单一管理体制，即改为由国家各级会计局领导与企业领导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
孙延年
（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委）：个体、私营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混乱，界限不清，不少顶着集体的帽子。还有经营范围不清，偷税漏税等问题。要明确个体劳协及私营企业协会职责，加强管理和引导。
申请专利的渠道要畅通
杜德育
（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会副主委）：科技成果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国家要重视抓新科技的专利工作。新科技如果被国外发现了，抓过去就成人家的了。所以，申请专利要快，渠道要畅通。
提高旅游业质量
陈复礼
（香港泰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旅游业是摇钱树，要注意质量。此次委员来京，12点半上机，1点半才供水供食物。旅客列车进站前1—2小时，服务人员就把卧铺车箱的旅客叫起来搞卫生，影响休息。一些地方搞这节那节，存在巧立名目搞吃喝的现象。搞仿古街，有的很低俗。
三峡工程应尽快上马
吴多泰
（国际鸿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三峡宏伟工程是经多方研究确定的，我们要支持。
王衡
（香港知名人士）：三峡工程应充分考虑有关问题，将来战争有可能爆发，但不能因此而不搞建设。
杨声
（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秘书长）：对三峡工程原来有顾虑，现在看了有关材料，顾虑消除了。三峡工程的容水量仅占世界同类工程的第25位，其他国家敢搞、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行？
陈日新
（香港新界乡议局当然议员）：三峡工程建设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想。
保护三峡地区的文物古迹
罗哲文
（中国文物研究所顾问）：三峡地区是巴文化、楚文化交汇的地区，巫山县有最典型的大溪文化遗迹，文物古迹很多。对于保护这些不可再得的珍宝，应予以高度重视，必须提前动手做工作。
不抓技术改造不行
马文瑞
（全国政协副主席）：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抓技术改造是不行的。不搞技术改造，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实现，也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技术改造可以说是互相作用的。
高校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
陈学俊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在结构上存在着弊病，全国39．5万高校教师中，年龄在35岁—45岁的占14％，老年和青年教师各占40％多。高级职务教师高龄化，青年教师队伍不稳，教师队伍面临断层的现实。
重视发展化工教育
金日光
（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化学工业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国民经济潜在力量和能否加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化学工业教育远远落后。化工部系统只有一所北京化工学院，这个问题应引起重视。
改进德育教育方式
臧慧芬
（上海市师范附小教师）：要改进德育教育的方式，用形象、生动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现在，有时候政治老师讲课没人听。建议政协组织讲学团，以一些专家学者的亲身经历对大学生进行引导。
帮助农村培养人才
吴富恒
（民盟中央常委）：党中央提出农科教结合，从教育方面讲，这意味着：一、认真办好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二、加强扫盲工作，目前山东农村中尚有1500万文盲；三、搞好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中办技校，培养技术人才；四、加强、利用高校和有关部门的力量，培训农村干部；五、农科院校要为农村经济服务，帮助农村培养人才。
真正的贫困是知识贫困
马世恭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贫困地区真正的贫困是知识贫困，应多办一些面向农业的大中专、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招生应向农村地区倾斜，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此外，现在农村乡、区一级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应重视培养适应农村需要的专业医务人员。
发挥共青团在科技兴农中的优势
茅临生
（中共浙江省长兴县委书记）：共青团组织在经济建设中能够并且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拿农村来讲，共青团在科教兴农中就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一些地方把农村的团支部书记培养成农村科技和商品生产的带头人、并担任科技副村长的做法值得推广。要让团组织带领青年学习、运用、传播科技。
文艺体制改革要抓紧
秦怡
（上海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文艺界体制改革要抓紧。电影局是行政单位，而电影制片厂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发行公司又是企业单位，关系不顺，多年来解决不了。
改进“梅花奖”评选办法
胡芝风
（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演员）：“梅花奖”评奖方法要改进，有条件可以进京，没条件的能否让评委看录像或下去评奖。剧团进一次北京花销几十万，不进京又无法让专家教授看到戏。钱应该花在戏曲本身，不要花在路上及其他方面。
精神产品的质量不容忽视
殷叙彝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当前出版界存在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即利用领袖人物热和革命历史事件热粗制滥造一些书来牟取暴利，影响很坏。然而，这些书往往采取了一些“保护处理”，如让名人、领导挂名主编，撰赐序言，题写书名等等，使人不能轻易批评。
韩树英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据说有一本叫作什么导读的书，其中不少地方将马、恩安错了位置。这样将把读者向何处导？我很欣赏“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新闻出版署不妨也组织一次“文化质量万里行”。
农村卫生院人才流失严重
张侃
（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农村卫生人才流失，队伍结构失衡。1978年，农村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的比重为53．6％，以后逐渐下降，1991年仅为40．9％。在乡卫生院中，大专毕业生所占比例一般只有3—5％。上海市较高，也只占10．04％。群众说：“卫生院走了能看病的，来了敢要命的”，只好“小病在村，大病去县，就是别去卫生院。”建设农村医疗卫生网，要加强县乡村三级系统的联系性，提高县一级，搞活乡一级，管好村一级。
正确宣传宗教政策
真禅
（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近两年，江泽民总书记两次邀请宗教界谈话，在全国引起重视，这对宗教界是个鼓舞，在海外宗教界影响很大。
韩文藻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宣传宗教政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赵朴初副主席亲自筹划举办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系列报告，在新闻、出版界影响很大，效果很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宗怀德
（中国天主教协会主席）：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就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
阿不都拉大毛拉·阿吉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疆贯彻得很好。新疆现有2万多座清真寺，80多万信教群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非常正确的，坚决拥护。
希望早日实现两岸“三通”
李赣骝
（民革中央副主席）：台湾和大陆在经贸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各方面的交流也有广阔的前景。在实现统一之前，两岸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早日实现“三通”和双向交流作出自己的努力。